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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7-19 21:3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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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疆域最广阔的王朝，国力最强盛的王朝之一。元朝统一全国后，强盛时期的疆域是：北到蒙古、西伯利亚（一说到达北冰洋），南到南海，西南包括今西藏、云南，西北至今新疆东部，东北至外兴安岭、鄂霍次克海。元朝总面积超过1200万平方千米；若到达北冰洋，则超过2200万平方千米。
全国划分为中书省和11个行中书省，以及总制院（1288年更名为宣政院）所管辖的吐蕃地区。
《元史·地理志》言元朝的疆域是：“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东，南越海表”，“东、南所至不下汉、唐，而西北则过之”（。包括蒙古全境和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及泰国、缅甸北部的一些地方。面积相当于今天中国疆土的两倍。
魏源《元史新编》说：“元有天下，其疆域之袤，海漕之富，兵力物力之雄廓，过于汉唐。”元朝人对自己国家的强盛是充满了自豪感的。
虞集在《庐陵刘桂隐存稿序》中评价当代文人说：“国朝广大，旷古未有。起而乘其雄浑之气以为文者，则有姚文公其人。”
贯云石在散曲《双调·新水令·皇都元日》中歌颂：“江山富，天下总欣伏。忠孝宽仁，雄文壮武。功业振乾坤，……赛唐虞，大元至大古今无。”
蒙古帝国作为一个蒙古族建立的政权，在经过对欧亚非广大地区的征服后，在文化思想领域也主动或被动地吸收集合了多种文明长处，因此，到了整个元朝统治时期充满了“汉法”与“色目法”的主导地位之争。元朝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朝代，不仅在中华文化史上发挥了承上启下的作用，而且在诸多领域出现了新的飞跃，推进了中国多元一体文化的发展进程，开创了中国各民族文 化全面交流融合的新局面，对中华文化的繁荣和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元朝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空前繁荣，使不同地区、国家和地区间的经济文化双向交流加速。中国的火药、指南针、印刷术传入阿拉伯和欧洲，推进了这些地区的文明进程。阿拉伯的医学、天文学、农业技术，欧洲的数学、金属工艺，南亚的雕塑艺术等传入中国，促进了中国古代文化的丰富和发展。元代中西文化交流信息量之大、传播范围之广、对当时及未来历史影响之大，都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可以说，中西方文明成就第一次出现了全方位共享的局面。
元朝的政治军事制度
中央机构：中书省，领六部，主持全国政务。
枢密院，执掌军事。
御史台，负责督察。
地方行政机构：
行省，行省是朝廷委派重臣到各地署事，行使中书省职权的派出机构，“行中书省”的简称，后面会详细介绍。
军事机构：
宿卫军队，由皇帝或亲信大臣直接节制。担任京城(大都和上都)防卫的军队是侍卫亲军。
三十馀卫，卫设都指挥使或率使，隶属于枢密院。
镇戍军，负责镇守全国各地。军队包括蒙古军、探马赤军、汉军、新附军等。
经济
由于蒙古的势力扩展到了西亚地区，使得欧洲与元代中国的交往更加频繁，技术交流更加迅速。元朝的经济仍以农业经济为主，生产技术、垦田面积、粮食产量、水利兴修以及棉花泛种植等都超过了前代。因漕运、海运的畅通及纸币的流行，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规模以纸币作为流通货币的朝代，建立起世界上最早的完全的纸币流通制度，比欧洲早了400多年（元末时因滥发纸币而造成通货膨胀）,商业在元朝也极度繁荣起来，使其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富庶的国家之一。
科学文化
推进了中国多元一体文化格局的进程
13世纪初，蒙古族统治者经过70多年的对内对外征服战争，先后消灭西夏、金、大理、吐蕃、南宋等政权，完成了多民族国家的空前统一，形成了有利于各民族文化交流发展的有利环境。
中国多民族文化并存的格局进一步得到肯定。自春秋时代开始，中原地区所形成的“夏夷”之说，强调“尊夏攘夷”、“以夏变夷”的思想，[3]对各民族之间的平等交往形成障碍。例如在史学领域极具影响的[4]“正闰”说，主张“四夷不得正统”，将北方民族入主中原的政权，与“窃国”、“篡国”者并列，纳入非“正统”序列，事实上对其他民族政治文化形成排斥。由于元朝亦属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统治者为了确立自身地位的合法性，需要努力扭转这一传统观念。在编纂《辽史》、《宋史》、《金史》时，三史都总裁官、中书右丞相脱脱力排众议，“独断曰：‘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议者遂息。”这一举措结束了自辽朝灭亡后200多年的“正统”之辩，同时也在中国史学史上，第一次以中心政府的名义肯定了各民族政权的合法地位。其意义正如韩儒林先生所总结的那样：“这一决定确定了三史以平等看待的基本原则，它符合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客观实际，[5]也符合辽、金、宋三朝互不相属的历史状况，因而是正确的，所以脱脱对三史的贡献不能忽视。”
加速了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元朝统治者实施的民族政策和文化政策，使古代中国各民族文化的交融和发展出现了很多新的气象。蒙古族文字产生于这一时期，并沿用至今；北方游牧民族历史上第一部用本民族文字撰写的历史著作《蒙古秘史》诞生；在中国封建王朝历史上，元朝政府官员的民族成份最为复杂；元朝也是中国统一王朝史上第一个多民族文字并用的王朝；《辽史》、《宋史》和《金史》，是廿四史中仅有的、由多民族史家共同编修的史籍，也在中国史学史上首开一朝官修三朝历史之先河，为后世保存了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中原文化在边疆民族地区得到广泛传播，儒家经典著作被翻译成蒙古文出版，漠北、云南等偏远地区首次出现了传授儒家文化的学校；中国首次出现了由中心政府批准成立的、全国性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教育机构——蒙古国子学和回回国子学，蒙古、契丹、女真和色目人中间涌现出一大批汉文著述家；西域各民族文化进一步向中原社会流传，藏传佛教在中原得以传播，海南黎族的木棉种植和纺织技术推动了中国棉纺业的发展；在宽松的政治文化氛围下，各民族间的交融也进入又一个高潮期，契丹、女真、党项等民族悄然融入到蒙古族、汉族和周边其他民族之中，而一个全新的民族——回回族在中华大地上诞生。对于元朝各种文化和谐并存的局面，中世纪欧洲“四大旅行家”之一的鄂多利克，曾感慨地称之为“世界上最大的奇迹”。
由此可见，元朝的建立，打破了此前历史上出现过的人为的文化屏蔽现象，中华文化多样性的现实得到普遍认可，“四海为家”、“天下一家”的观念深入人心，多元一体格局在统一的环境里变为事实。
兼容务实的文化政策推进了中国封建文化的发展
与大多数中国封建王朝相比较，蒙元时期思想文化观念有两个特点是十分显著的：其一是兼容，其二是“不尚虚文”。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元朝的文化环境表现出兼容务实的特征。
蒙元王朝的文化兼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它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唯一没有从官方角度提出“避讳”制度的王朝；它是中国封建历史上思想文化禁锢制度最少的王朝，目前尚未发现元代人士因言论遭受不幸的实例。据统计，元代的文化禁令仅是明清两朝的几十分之一；它还是中国封建历史上唯一明确提出宗教信仰自由的王朝，当时世界上所有的主要宗教在中国都有活动场所和信徒，这在当时的整个人类世界恐怕是绝无仅有的文化现象。兼容的文化氛围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中国“戏剧史和文学史上的重大事件”——元曲就是在此环境下形成的。今人把元曲与唐诗、宋词并列，视之为中国文化的瑰宝。一些学者认为元曲之所以在元代诞生并繁荣，主要得益于元代北方少数民族伦理道德的影响和文化政策的宽松，“使得社会思想能够较多地摆脱传统规范的束缚”自由创作。
儒家文化的社会地位进一步提高。孔子在元代被封为“大成至圣文宣王”，使其美誉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孟子等历代名儒也获得了崇高的封号；元朝在中国历史上首次专门设立“儒户”阶层，保护知识分子，“愿充生徒者，与免一身杂役”。元代的民众普及教育超过了前代，书院达到400余所，州县学校的数量最高时达到24400余所。对元代儒家文化的发展，陈垣先生是这样评价的：“以论元朝，为时不过百年。……若由汉高、唐太论起，而截至汉唐得国之百年，以及由清世祖论起，而截至乾隆二十年以前，而不计乾隆二十年以后，则汉、唐、清学术之盛，岂过元时！”
务实的精神推动了文化与社会实践的互动。建立元朝的蒙古族处在封建社会上升阶段，有着较为迫切的发展要求。因此与宋代相比较，元朝务实的文化精神是十分显著的。元朝的奠基人忽必烈主张“应天者惟以至诚，拯民者惟以实惠”，强调“务施实德，不尚虚文”。据此，他提出了“科举虚诞，朕所不取”，废止了科举制度，在人才选拔上强调才干，而不单纯是“以文取胜”；一些关乎国计民生的科学文化在政府的扶持下也得到了快速发展：由政府组织的一系列大规模的天文实测活动，使中国在很多天文学领域处于世界先进水平；在地理学方面，《大元一统志》开中国官修地理总志之先河，也是中国古代史上篇幅最大的一部官修地理志书；元代编修的方志达到160种，数量超过了宋代；元政府还组织了中国历史上首次对黄河河源的实地科考；在农业技术及农学普及方面，南北东西农作物广泛交流，各地农业技术取长补短，棉花种植在元代得到全面推广，很多农作物得到普及。政府加强了农业科技的总结和普及工作，司农司编辑的《农桑辑要》是中国古代政府编行的最早的、指导全国农业生产的综合性农书，鲁明善的《农桑衣食撮要》是中国月令体农书中最古的一部，王祯的《农书》是中国第一部对全国农业进行系统研究的农书；在宋代发明活字印刷术的基础上，元代发明了金属活字、转轮排字法和套色印刷术。此外，元政权对医学、造船业、陶瓷制造和水利也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开创了中国封建时期中西文化交流最繁荣的时代
元朝以及四大汗国等政权的产生，使13世纪之后的欧亚政治格局发生重大的变化，东亚、中亚和西亚地区昔日林立的诸多政权顷刻间消失，欧洲的部分地区也纳入蒙古汗国的统治之下。毫无疑问，残酷的战争，剧烈的社会动荡，曾给欧亚各国人民带来巨大的痛苦。但是，征服战争以及随之建立的蒙古政权，在客观上带来的积极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它使欧亚之间经济文化交流的壁垒被打破。蒙古族统治者鼓励通商的开放政策，便利、安全的驿站交通，拉近了欧亚之间的距离，使各种文化之间的直接对话成为现实，缩短了欧亚大陆区域之间因发展不平衡以及由于地理空间和人为封闭造成的文明进程的差距。交流让中国熟悉了世界，世界也熟悉了中国，东西方之间的神秘面纱被揭开，世界文明史由此进入了新的时代。假如从中国文化史角度观察，蒙元王朝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促进了中国的国际化。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对外影响最大的王朝是唐朝和元朝。但是，假如从对外影响范围、往来国家数量和国际地位角度比较，唐朝与元朝是无法比拟的。~的通商政策、通畅的商路、富庶的国度、漂亮的传说，使元朝对西方和阿拉伯世界的社会各界形成了巨大的吸引力。上都、大都、杭州、泉州、广州已具有国际化都市的色彩，泉州港成为国际最大的对外贸易口岸。旅行家、商人、传教士、政府使节和工匠，由陆路、海路来到中国，他们当中的部分人长期旅居中国，有些人还担任政府官员。据统计，这些人分别来自波斯、伊拉克、阿速、康里、叙利亚、摩洛哥、高丽、不丹、尼泊尔、印度、波兰、匈牙利、俄罗斯、英国、法国、意大利、亚美尼亚、阿塞拜疆、阿富汗等国。归国后一些人记录了他们在中国的见闻。正是这些游记，使西方人第一次较全面地把握了中国和东方的信息，一个文明和富庶的中国真实地展示在世界面前。这些信息改变了欧洲人对世界的理解和熟悉。学术界普遍认为，马可波罗等人的著作对大航海时代的到来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开创了古代中西文化交流最繁荣的时代。元朝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进行经贸往来的国家和地区由宋代的50多个增加到140多个。海路到达非洲海岸，陆路往来直抵西欧，统一的环境为国际间、地区间的交往创造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条件，史称“适千里者，如在户庭；之万里者，如出邻家”。在大量阿拉伯人、欧洲人涌向东方的同时，中国人的视野也更加开阔，对周边国家、中亚、南亚和印度洋地区的了解更加清楚，足迹甚至延伸到西亚和西欧。人们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和介绍，不再局限于道听途说，而大多是亲身经历。如汪大渊的《岛夷志略》一书，所记印度洋沿岸和南海各国史实“皆身所游览，耳目所亲见，传说之事，则不载焉”。该书记录了数百个地名，以及各地的山川险要、气候物产、人物风俗，与我国的经济、文化交往情况等等，多属前人未载内容。类似的文献还有《西游记》、《西游录》、《北使记》、《西使记》、《真腊风土记》、《异域志》等，反映了元代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新熟悉和开阔的文化视野。
元朝文化多元性和历史地位及其重要性
文化是人类独有的生存方式，对社会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和广泛的渗透性。一个民族的文明离不开文化高水平发展。文化底蕴是一个民族兴旺发达的根基所在，在社会发展中保持着无可比拟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成为推动和维护社会发展机制的无可替代的力量。
中华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优良的传统，同时也是一个开放的体系。漫长的人类文明之路，中华文化有着许多创新和领先的辉煌，也在与世界各民族的不断交流、学习中丰富和发展了自己。
蒙元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有深远影响的发展阶段。蒙元时期是中国疆域最大的时期，也是众多民族大统一的辉煌时期。四十多个大小公国、诸侯并人中华版图，为中华文化的多元化和大融合大发展开拓了无限广阔的前景。蒙元文化吸纳了欧亚大陆众多民族的优秀文化，海纳百川，具有了显著的多元性和空前的繁荣。上都作为蒙元文化的中心有着不容忽视的历史地位和广泛深远的巨大影响。
人类社会的发展总是呈现迂回曲折螺旋式渐进的状态．中国、希腊、埃及、印度的古文明在当时的历史局限下已经发展到了尽头。历史老人蹒跚地徘徊行进着。
公元十二世纪，人类发展的古文明已经徘徊了久远的年代。大大小小的诸侯、部落、公国、王朝，把人类分割封闭在一个个大小不一的地域。闭关锁国，争斗残杀，讨伐抢掠，无休止的征战……人类文明呈现诸多的迷茫，也渴望着新的生机与发展。古老的分散的衰败的历史局面正在祈盼着一个新兴的统一的强盛的局面来代替。
混杂着血雨腥风，文明的旗帜总是挣扎着，摇摇晃晃地试图站起来！开放、交流、发展，走向繁荣昌盛一直是人类的共同向住。
历史的车轮在沉寂和缓慢中寻求生机。路漫漫其修远兮，人类一直在永不停息地上下求索。
蒙元大帝国的出现正是人类发展道路上的又一次奋进，又一次探索。据《黄金史纲》记述，十二世纪的欧亚大陆“是时有肆虐其民者十二国”皆暴戾无道，民不堪其苦。天生成吉思汗铁木真，以次剪灭十二国，有天下。”成吉思汗“在位二十四年，灭国四十”。(贾敬颜、朱风译《汉译蒙古黄金史纲》212)地跨欧亚两大洲的大一统的元王朝，打破了欧亚大陆上各民族间此疆彼界的限制，大大便利了空前宽泛广大地域内的各民族人民的往来和物资文化交流，也为中华各民族的统一和共同发展奠定了稳固的基础。
“山雨欲来风满楼”。强劲的蒙古旋风“横扫千军如卷席”，给欧亚大陆带来了新的格局新的景象。
十二世纪的欧亚大陆大大小小的诸侯、部落、公国、小朝廷闭关锁国相互分割，互相抢掠攻占。人类发展处于长久的徘徊之中。成吉思汗刮起的蒙古旋风席卷欧亚大陆，迅速掘起了一个空前强大的蒙元大帝国．蒙元大帝国最强盛时的版图，西起维拉斯图河与多瑙河下游，南至波斯湾，西马拉雅山与马来半岛，三千多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地域，经贸畅通，文化共融，极大地便利了欧亚大陆各民族间的交流与合作。海纳百川，蒙元文化走进了一个欧亚交流相互融通发展繁荣的新局面。
十二、十三世纪蒙元文化的兴起是人类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席卷欧亚大陆的蒙古旋风震撼了整个世界，也为人类文化的发展注进了新的活力。
有人说，十二世纪的蒙古族作为草原游牧群体处于低水平发展阶段。有人说，蒙古铁骑只会征战抢掠，造成了巨大的破坏。这也许有一定的道理，也许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历史事实。但更重要的是，蒙元帝国征服了四十多个大大小小的诸侯、王朝，公国，并且成功地进行了上百年的巩固和发展。铁的事实证明，“落后”论和“破坏”论是有失公正和客观的。恐怕离开历史的真实太远了，远的有点离谱了。
征服四十多个国家没有强大的国力能够作到吗? 社会发展的长久徘徊和诸多王朝、公国的衰败，呼唤着一个有生命力的强大势力出现。蒙元帝国的出现正说明蒙元领导集团集聚了一批精英人才并且与代表了人类文明发展需要的众多的僚属和民众有着相对和谐的关系。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出身蒙古乞颜部孛儿只斤氏族家庭，是位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1182年在他二十岁的时候被推为部落首领，于1206年统一蒙古族各部。元太祖成吉思汗作为千古风流人物，弯弓射大雕，铁骑踏欧亚。他和他的子孙战无不胜。在远东方面，蒙古风暴横扫了宋王朝、朝鲜、缅甸，而且曾经进攻日本与爪哇。在中东与近东，征服波斯，击溃巴格达日的哈里发，灭亡了阿拔思王朝(1258)，接着又占领了美索不达米亚、亚美尼亚、叙利亚。1237年至1238年冬季的一次闪电战中，击溃俄罗斯北部诸公国，夺取了莫斯科与基辅。1240年又分兵两路进击波兰与匈牙利，1241年4月9日在利格尼茨全歼德波联军。
三次西征的胜利和南来腐败小朝廷的投降使元帝国达到鼎盛时期。成吉思汗把占领地分封给了四个儿子，在大一统的合罕帝国下设制了四个汗国。长子术赤封于钦察、花刺子模及康里旧地，后被称为钦察汗国(也称金帐汗国)。次子察合台封于西辽及畏兀尔故地，称为察合台汗国。三子窝阔台封于乃蛮故地称窝闻台汗国。四子的次子旭烈兀攻占大刺夷(伊朗)大食国报达(今伊拉克巴格达)，攻米索不达米亚。封伊利汗国。
成吉思一词也有种种解释。 《蒙古源流》中说，有五彩瑞鸟，每朝落在成吉思合罕帐前石上，发出“成吉思”的鸣叫声，所以称作成吉思汗。 《蒙鞑备录》则认为，“成吉思者，乃译语天赐两字也。”也有学者解释为“强大的”或“王者中之王者”。其实，“成吉思”一词在蒙古文献上是有记载的，在祭祀火神中，说到火的起源，就用过“成吉思”一词，即表示铁的性质的“强硬”之意，以其在人，可以理解为“强大”。
成吉思汗在位二十二年，享年六十八岁，加谥法天启运圣武皇帝，庙号太祖。传位其第三子窝阔台。窝阔台即元太宗，在位十三年。
公元1260年忽必烈在元上都即大汗皇位，建国号：大元。取《易经》 “乾元”之义。史称元世祖，在位三十六年。元世祖为成吉思汗第四子拖雷弟四子。自成吉思汗立国到元世祖，祖孙三代励精图治，是蒙元帝国的兴盛时期，也是蒙元文化的繁荣期。
元太祖成吉思汗建国励行《大札撒》，建立“忽日勒台”协商推举制度和典谟、训诰、誓命等政令规范，赏功罚罪，军政统一，雄才大略，成就了大业。以天力论和忠君说为思想文化基础，信仰萨满教，笼络人心，训化道德。
元太宗窝阔台汗，追谥英文皇帝。1229年即位于克尔伦河畔库德阿尔兰。 《蒙古黄金史纲》记载：窝阔台汗“始立朝仪，皇族尊属皆拜；颁大扎撒(诏也)；敕修孔子庙及浑天仪；以孔子五十一世孙袭封衍圣公；集中华懦臣，详定法律；置仓廪，立驿传，政事大修。印度国主、木罗夷国主，皆来朝。高丽国王以其族子入质求和，许之。”
元世祖忽必烈，谥圣德神武文武皇帝，在位36年，享年80岁。以武功定天下，以文德致太平，立经陈纪，定一代之制．在藩坻时即建立金莲川幕府，广为招揽天下英才，高人云集。，上都星空灿烂。佛、道兼知的军政大员中原人士刘秉忠，著有《彰所知论》的红教喇嘛位为国师的吐蕃人士八思巴，制定“五户丝制”颁行天下著有《西游录》的耶律楚材，制作“西域仪像’担任司天台提点的波斯人扎马拉丁……。众多英杰皆为大元帝国所用。
著名的全真教道士长春真人丘处机，于公元1219年应成吉思汗之邀，前往中亚为成吉思汗讲道。蒙哥汗时，鲁不鲁乞受法王路易九世之遣，穿越蒙古高原，传播了东西友好的讯息。阴山汪古部景教徒的西去和西方基督教的东来，在东西相互传递着福音。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及其父亲，带来了罗马教皇致蒙古皇帝的书信．中原文化与西域文化，亚洲文明与欧洲文明，进行了强有力地大交流、大贯通、大融合，带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和进步！
元上都文化的多元化和繁荣
上都，又称上京、滦京，地处中原与漠北的交界处。上都是蒙元帝国继哈刺和林之后建立的第二个都城，也是标志着元帝国走向辉煌的著名都城。
1251年蒙哥汗即位后，命其弟忽必烈总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为了对刑州、河南、陕西关中等地进行治理，忽必烈由漠北南下，驻帐于桓州、抚州一带，在滦河上游的冲击平原——金莲川广招天下名士，建立了“金莲川幕府”，形成了忽必烈总理中原军国事务兼有文韬武略的人才库、智囊团。确立了崇尚懦学的王道思想，兴复“文治”，以“实天下太平之基”。
1256年，忽必烈奉蒙哥汗旨，命刘秉忠“于岭北滦河之阳，筑城堡，营宫室”。北依龙岗，南临滦河，放眼金莲川，1259年建成开平城。 1260年忽必烈在开平即大汗位，开平升为府，一跃为夏都，置中书省，总理全国政务。1263年扩建开平府正式加号为上都，设上都总管府。当时的北平称作燕京，1264年改为中都，八年后改为大都。
上都是蒙元大帝国走向全盛时期的政治文化中心。忽必烈大汗的潜藩时期的领地，是成就元王朝帝王大业的发祥地。元世祖忽必烈继成吉思汗、窝阔台汗之大成，马上打天下，马下治臣民，文韬武略，多有建树。三代相继，成为蒙元帝国的全盛期。
大元帝国先后有六个皇帝在上都登上大汗宝位。元王朝中期以来，发生的“南坡之变”、 “两都之战”、 “上都兵变” 等宫廷斗争和流血冲突，都证明了上都极重要的政治、军事、文化的地位。
大元帝国的广袤的地域和稳定的发展，极大地便利了多元文化的繁荣和与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
上都在中外交往史上具有深远的影响。许多外国使者、传教土、商人、游客等，都在上都受到元朝皇帝的接见，建立和发展了友好关系。王恽《中堂事记》记载，中统二年(126t年)，发郎国(欧洲)使者曾到开平朝见忽必烈， “献卉服诸物……上嘉其远来，回赐金帛甚渥”。同年高丽王王植也派王子率高丽参知事李藏用等18人抵卉平。庞德四年(1300年)缅国木连城首领阿散哥遣其弟者苏率91人的使团来中国。元成宗在元上都召见者苏。至正二年(1342年)罗马教皇的使者马黎诺里一行到上都，在慈仁殿受到元顺帝召见。
上都常有阿拉失、波斯、突厥等商人往来，被称为“色目商贾”或“回回商人”。意大利威尼斯商人尼古刺兄弟带马可，波罗到中国，在上都受到忽必烈极高的礼遇。马可·波罗在中国居住17年，深得忽必烈器重。著名的《马可·波罗行纪》详细记述了上都的宫殿、寺院、宫廷礼仪、民情风俗，向世界介绍了上都，让世界了解了中国。
国外的科学家也来到上都工作，促进了中外科学文化的交流和发展。波斯科学家扎马剌丁曾受蒙哥汗委任筹建天文台，至元八年(1271年)， 上都回回天文台正式成立(也称北司天文台)。忽必烈汗赐封扎马刺丁为提点，为元王朝任命的第一任天文台长。扎马刺丁研制子多种大型天文仪器，并制定了“万年历”。曾任北司天文台少监的冯天章及著名科学家郭守敬都曾受到扎马刺丁的影响。
上都城有着众多的佛寺、道宫、回回寺和文庙。除了蒙古萨满教以外，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都很活跃．著名的两次佛道两次大辩论影响深远。佛道两家争辩，由朝庭下旨组织辩析．两家相约：道胜则僧冠首而为道，僧胜则道削发而为僧。 第一次，1255年在漠北哈刺和林，佛教代表少林寺长老福裕驳倒了全真教派的首领李志常。第二次1258年“蒙哥委托忽必烈在开平召集汉地佛道两教代表人物进行第二次辩论。参加辩论的佛教僧侣300多人，道士200多人，达官显贵和儒士200多人，吐蕃(土波) 人班弥恒、八思巴作为统领释教的帝师和克什米尔僧人那摩等宗教首领也参加了辩论大会。各抒己见，不同思想文化争鸣，轰动朝野。
上都由于是蒙元政治文化中心，又在世界有着广泛深远的影响，所以通行着多种语言文字。官方通用蒙古文，其文字有畏兀字和八思巴新字。有汉文、藏文和亦思替非(古伊朗波斯)文。
孔庙、八思巴帝师寺地位崇高。懦学、蒙古字学、医学、天文学都很兴盛。
元世祖忽必烈1260年在上都即大汗皇位。即位诏书大讲“文治”． “朕惟祖宗肇造区宇，奄有四方， 武功迭兴，文治多缺，五十余年于此矣”．中统二年(1261年)世祖皇帝向全国颁发了一道诏书， “宣圣庙及管内书院，有司岁有致祭．月朔释奠，禁诸官员使臣军马，毋得侵扰亵渎，违者加罪。”至元四年(1267年)拨巨款重建孔庙。至顺二年(1331年)和至元二年(1336年)两次颁发诏令，向上都孔庙赐碑。有庙即有学。孔庙得到尊崇，儒学也广为传播。中华文化三大传统，懦、道、佛都有了深入发展。懦家思想核心是“仁”， “仁爱”。崇尚道德．道家以自然为法， “道法自然”，崇尚无为的自然主义，主张“天人合一”，佛家从“解脱”坐标观照人生，信奉“无常故苦”的价值判断，为人们提供了解脱方法和途径的精神依托。儒家治世，道家治身，佛家治心，儒家人世，道家隐世，佛家出世．三家融合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对人的生命价值的关切。二是对人生崇高境界的追求，三是重视心性修养。儒、道、佛得深入阐释和东西方多种宗教与学说的广泛发展都说明了蒙元文化的多元化与繁荣。
中华文化有着五千多年的漫长历史。蒙元时期文化和多元性和广收兼容有着显著的特点，这是和贯通欧亚的广袤疆域与文化大视野和众多民族的大一统大融合相一致的，这样的历史条件也是前所未有的。实际上中华文化也正是在不断吸收各民族各地域文化的基础形成的。
令世人瞩目的是在元王朝近百年的发展中，文化艺术特别是元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元杂剧在金院本和诸宫调的基础上广泛吸纳多种词曲和技艺的发展成果，达到一个鼎盛的阶段，在中华文化史上与唐诗、宋词相媲美。著名的作家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郑光祖、白朴等成为名传千古之人。 《窦娥冤》、 《西厢记》等一大批佳作，在戏剧和文学方面都有突出的成就，对后来戏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元杂剧留存下来的作品有150种左右，成为人类戏剧和文学艺术的瑰宝。
诗歌、书画也有了高水平的发展，出现了一批书画和诗歌大家。赵孟頫书法师承王羲之。圆转遒丽，人称赵体。诗画俱佳。元好问多有传世之作，是有名的诗人和诗评家。蒙元文化是中华文化繁荣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在中华大文化中占有显著的地位。蒙元时期中华版图横跨欧亚的广袤地域和众多民族的大一统局面使得文化的发展具有前所未有的深厚宽广的内涵。中华各民族不同的文化，蒙古本地文化和中原文化，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大交汇，大融合，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和提高的时空。上都作为元王朝的夏都和蒙古大汗的发祥地有着举足轻重的中心地位。与大都相比，上都视为“蒙古人的故土”。与大都相比，同样作为蒙元时期的政治文化中心，上都文化更多体出了蒙古文化的本色。多了萨满教、质孙宴、马奶宴、白翎雀歌舞，品茗芍药等草原特色。元世祖忽必烈潜藩之际即在上都所在的金莲川建立幕府，为元王朝的建立作了思想、文化、理论、人才等多方面的准备。从36岁的总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苦心经营十年，46岁时(1260年)在上都登上大汗皇位。上都“控引西北，东际辽海，南面而临制天下，形势尤重于大都”。(《道国学古录》卷十)上都距原蒙古汗国的政治军事中心哈刺和林较近，是沟通南北东西的重要枢纽。对联络、控制拥有强大势力的漠北蒙古宗亲贵族，在政治、军事上约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文化上同样成为蒙古本土文化与中原文化的结合部，是融汇蒙古草原文化与汉族农耕文化，西域文化与中原文化集大成之地，是蒙元时期无可争议的政治文化中心。所以说，上都文化是元朝文化的集中体现，也是蒙古文化高度发展，吸纳多种文化的有益成分，达到历史性的高度。作为元王朝的主流文化对社会和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为世界强国，也对世界的文化发展和人类的文明产生了重大影响。
行省制度
行中书省
元朝地方最高行政机构，并为一级政区名称。简称行省，或只称省。元置中书省总理全国政务，也称都省；因元朝幅员辽阔，除腹里地区直隶于中书省、吐蕃地区由宣政院管辖外，又于诸路重要都会设立十个行中书省，以分管各地区。在世祖、武宗朝三次短期设立尚书省主管政务期间，行中书省也相应改称行尚书省。元人称其制为：“都省握天下之机，十省分天下之治。”
行省制度的渊源
行省制度渊源于魏晋的行台。北朝、隋和唐初，都曾置行台（或称行台尚书省）于外州以行使尚书省职权，亦设尚书令、仆射、尚书、丞、郎等官，但不必皆备。如任职者权大位高，则称大行台。多是因军事需要而设的临时机构，唐太宗以后取消这种建置。金初，曾置行台尚书省于汴京，以治河南地，后罢。金章宗时（1190～1208），遣尚书省宰臣出征、戍边或处理地方重大事务，许便宜行事，称行省于某处。金末，为抵御蒙古和镇压农民起义，常命宰臣出镇诸路，或以宰相职衔授予地方长官，皆称行省，先后所置有大名、河北、陕西、河东、中都、山东、东平、辽东、上京、益都、京东等行省。同时，蒙古所占金地，多委付归降的金朝官吏或地方军阀管辖，并仿照金朝官称随宜命职，其辖土大者，也授为行省，如石抹明安、石抹咸得不父子为燕京行省，严实为山东西路行省（或称东平行台），张荣为山东行省（或称济南路行省），李全为山东淮南行省（或称益都路行省）等，但都不带宰相职衔，与金朝的行省不同。后来，这一类行省名号逐渐被取消。
蒙古汗国灭金朝后，置中州断事官统领中原诸路民政，在燕京设立官府，时称燕京行尚书省，或燕京行台、中都行台。中亚和波斯地区也设立了类似的统治机构。蒙哥即位后，重新任命大汗直辖的上述三大地区的行政长官，称为燕京等处行尚书省事、别失八里等处行尚书省事和阿母河等处行尚书省事。当时蒙古国大汗政府还没有尚书省的建置，只是以断事官治政刑，职任略同中原官制的幸相；其分治各大地区的断事官，汉人习惯上称为行省，并非蒙古定制。如燕京行省布智儿，蒙古职名实为“大都（应作中都）行天下诸路也可札鲁忽赤”。
元朝的行省建置元世祖中统元年（1260年），遵用汉法，立中书省总领全国政务，始置丞相及平章政事、左丞、右丞、参知政事等宰执官。其后，相继于各大地区建立行中书省。初期，仍沿用前代制度，以中书省宰执官出领各行省，称行某处中书省事。以后此类行省实际上已成为常设的地方行政机构，与前代所置临时性的分遣机构不同，行省官若仍以中书省宰相行省事系衔，就与中书省的权限没有区别，嫌于外重，遂更定官制，只称某处行省某官，不再带中书省宰相职衔。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铨定省、台、院、部官，罢各行省所设丞相，只置平章政事为最高长官，以与都省相区别。后来，部分地大事繁的行省许设丞相。延祐七年（1320年），复罢各行省丞相，已置者皆降为平章政事。泰定（1324～1328）以后，某些行省又设丞相，视需要及任职者的地位而定。各行省一般置平章政事两员（从一品），右丞、左丞各一员（正二品），参知政事两员（从二品），其品秩与都省官同；左司、右司合为一，置郎中、员外郎、都事，品秩皆低于都省。元末，有些行省还增置“添设”平章、右丞、左丞、参政等官。行省掌管辖境内的钱粮、兵甲、屯种、漕运及其他军国重事，统领路、府、州、县；距离省治远的地方，另设宣慰司统之，作为行省的派出机构。、
各行省设立经过和辖境如下：
①陕西行省——中统元年，立秦蜀行省（也称陕西四川行省、陕蜀行省等），治京兆（今陕西西安），其后两次移治兴元（今陕西汉中）；至元八年罢，以京兆诸路直隶中书省。次年，封皇子忙哥剌为安西王，以京兆为其分地，置王相府治之。十七年，忙哥剌死，罢王相府，复立陕西四川行省于京兆；十八年，分设四川行省，于是只称陕西行省。辖境包括今陕西及甘肃、内蒙古部分地区。
②甘肃行省——中统二年，立西夏中兴行省，治中兴府（今宁夏银川），至元三年罢，改置宣慰司，隶中书省。八年，复立；十年，又罢。十八年，再立。次年，分设行省于甘州（今甘肃张掖），称甘州行省，二十二年罢。二十三年，徙西夏中兴行省治甘州，改称甘肃行省。辖境包括今甘肃省、宁夏自治区及内蒙古部分地区。
③辽阳行省——至元元年，置行省于北京（今内蒙古宁城西），称北京行省；二年罢，改置宣慰司，隶中书省。六年，又置行省于东京（后改辽阳，今属辽宁省），称东京行省，后徙治北京。十五年，又改为宣慰司。二十三年，以东北诸王所部杂处，宣慰司位轻，不足镇抚，再立东京行省，同年罢。二十四年，因乃颜叛乱，复置辽阳行省，以控制东北州县。辖境包括今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及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地区。
④河南江北行省——至元五年，因攻宋战争需要，立河南行省。十年，分立荆湖、淮西两行枢密院负责攻宋，罢行省，河南路仍直隶于中书省。二十八年，立河南江北行省，治汴梁（今河南开封），并割江淮行省所领江北州郡隶之。辖境包括今河南省及湖北、安徽、江苏三省的长江以北地区。
⑤四川行省——至元八年，罢陕西四川行省，另立四川行省于成都；十年罢，分置东、西川行枢密院。十五年，罢二行院，复立行省，次年复罢。十八年，从陕西四川行省中分出，又于成都置行省。其后一度再合于陕西行省，二十三年又分两省。二十五年徙四川行省治所于重庆，二十七年复还治成都。辖境包括今四川省大部及湖南、陕西部分地区。
⑥云南行省——至元十年灭大理国，置治中庆（今云南昆明）。辖境包括今云南省全境，四川、广西部分地区，以及泰国、缅甸北部一些地方。⑦湖广行省——至元十一年，初置荆湖行省于鄂州（今湖北武昌）。次年，元军取荆湖南路地，立行省于江陵以治之，称荆南行省。十四年，移治潭州（今湖南长沙），称潭州行省或湖南行省。同年，鄂州行省并入潭州，并以新得广西地属之，故又称湖广行省。十八年，徙治鄂州。辖境包括今湖南、贵州、广西三省之大部及湖北部分地区。
⑧江浙行省——至元十三年元灭南宋，置江淮行省于扬州，统两淮、两浙地，又称淮东行省、扬州行省。二十一年，徙省治于杭州，称江浙行省。二十三年，还治扬州，复称江淮行省。二十六年，再次徙治杭州。二十八年，以江北州县隶河南行省，改称江浙行省。大德三年（1299），罢福建行省，以其地属江浙行省。辖境包括今江苏南部，浙江、福建二省及江西部分地区。
⑨江西行省——至元十四年置，治隆兴（今江西南昌），又称隆兴行省。十五年，并入新置的福建行省（治泉州）。同年，又立行省于赣州，次年，仍还治隆兴。后因减省江南冗官，江西、福建两省曾经几次分合。大德三年福建地并入江浙，江西单为一省。辖境包括今江西省大部及广东省。
⑩岭北行省——大德十一年置和林行省，治和林。皇庆元年（1312），改和林行省为岭北行省，和林改名和宁，仍为省治。辖境包括蒙古人民共和国全境、中国内蒙古、新疆一部分和苏联（今俄罗斯境内）西伯利亚地区。
此外，元朝还于高丽置征东行省，但行省丞相由高丽国王兼任，得自辟官属，高丽国原有的政权机构和制度均不改变，财赋亦不入都省，与元朝国内诸行省性质不同。除上述统治各大地区的行省外，元朝还设过几种专主大征伐的行省。一为征宋时所设，只称“行中书省”，不系地名；一为用兵外国时所设，系所征国名，如日本行省、交趾行省（安南行省）、缅中行省（征缅行省）、占城行省等。还有一种是授权某省负责征伐某国军事，将省名与所征国名合称，如荆湖占城行省。这些都是临时性的建置，事毕即罢。元末农民起义爆发后，元朝政府为镇压和抗拒农民军，先后于中书省辖境内的济宁（今山东巨野）、彰德（今河南安阳）、冀宁（今山西太原）、保定、真定（今河北正定）、大同等地置中书分省。又先后设立淮南江北行省（至正十二年设于扬州）、福建行省（至正十六年设于福州，后分省泉州、建宁）、山东行省（至正十七年）、广西行省（至正二十三年）和福建江西行省（至正二十六年）。农民起义军也仿元制立行省为地方行政机构，如天完政权之江南行省、汴梁行省、陇蜀行省、江西行省，宋政权之江南行省、益都行省，以及朱元璋所置江西行省、湖广行省、江淮行省、江浙行省等。
元代 行省制度的确立，是中国行政制度的一大变革。明灭元后，改行省为承宣布政使司，但习惯上仍称行省，一般简称省。省作为地方一级行政区的名称，一直沿用到现代。
元朝的灭亡
元朝后期，统治者不断向人民收取各种名目繁杂的赋税，人民被压迫被掠夺更为严重。早在泰定二年（1325年）就发生了河南赵丑厮、郭菩萨领导的起义。元惠宗至正十一年（1351年）发生刘福通红巾军起义，元朝统治阶级内部却在为争权夺利而互相征战，因此加速了元朝灭亡的进程。至正十六年（1356年）到至正十九年（1359年），起义军朱元璋不断扩充自己的势力，占领了江南的半壁江山。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朱元璋开始北伐，在大将徐达、常遇春等的率领下，于1368年八月攻陷元大都，元惠宗北逃，元朝在全中国的统治结束。1370年，元惠宗在上都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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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7-18 11:24: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