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连》小说原文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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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空降师公共关系办公室广泛宣传了这次行动，用典型的战时套话说道：“温特斯的命令不得不是而且确实是打刺刀冲锋战。由于这一勇敢的命令，党卫军的两个连遭到惨重打击，找不到任何机会发动原定在此时发动的进攻，被迫撤退。”
　　就德军363师当天拂晓在奥菲犹斯登向506团的左翼发起的主要进攻而言，大堤上发生的小规模行动恐怕是至关重要的。如果德军党卫军的两个连毫无阻碍地占领了大堤南侧的话，那么他们将会在辛克上校将注意力集中在奥菲犹斯登的时候，袭击团指挥所。
　　辛克很是满意。他签署了将军令，嘉奖E连1排在战斗中的勇敢精神。在描述了刺刀冲锋战之后，他写道：“通过这次对数量上占优势的敌军发起勇敢进攻和灵活运用战术，该排给敌人造成惨重伤亡，并且挫败了敌人从后翼攻击营指挥所的企图。”
　　刺刀冲锋战几天之后，辛克上校来看望温特斯。“让你带一个营你觉得怎么样？”他问道，暗示他正在考虑让温特斯接任2营副营长。（奥里弗。霍顿少校在10月5日的奥菲犹斯登战斗中牺牲了。）
　　温特斯今年26岁，任上尉和连长才三个月，他深吸了一口气，回答道：“报告长官，我知道在战场上我能率领一个营。作战我并不担心，我担心的是行政管理，我从未有过行政管理的经验。”
　　“不用担心，”辛克安慰他道，“这一块我会担持的。”10月9日，他任命温特斯为2营副营长。


　　接替温特斯任E连连长的人并不称职。他来自另外一个营。二等兵拉尔夫。斯塔福德这样挖苦道：“他真的搞得一团糟。他不但不知道怎么做，而且也不想学着去做。他卧床睡觉，从不巡查，坐享其成。”不久他就被撤换。
　　其他来接替的军官也不合格。克里斯坦森说起其中一个，“犹豫不决是他的中间名。……打仗的时候他的头脑完全没有方向，而且死脑筋。倒是我们排里的这些军士们取而代之，把活儿给干了；他倒是从来不抱怨，因为他知道在压力下他指挥起来力不从心。”
　　关于在奴南战斗中的一个排长的情况，韦伯斯特写道：“激战中我从未见到他的人影。他从未上过前线。他未能履行自己的责任；排里的老战士从来没有原谅过他。因为作为士兵，如果在关键时刻失职已经很是糟糕，但是作为一名指挥，应该身先士卒，如果失职则是不可原谅的。”
　　马拉其讲述道：“在战斗中，瓜奈若严厉批评了一位逃避危险的军官，告诉他应该率领全排战士……人们后来在一个医护站看见了这位军官，手被子弹击穿，被怀疑是其自己所为。”
　　军官是新的，新战士又没有达到原来托科阿营地训练标准，加上不断受到敌人炮火的轰击，以及夜间侦察的危险，所有这些都让E连付出了代价。这些情况使得局势恶化。
　　根据保罗。富塞尔的观点，一个战斗员要经历两个理性化认知阶段－－一是危险不可能发生在我的身上，二是如果我不加小心，危险就可能发生在我的身上－－另外还要经历一个“精确判断阶段：事情将发生在我身上，只有我不在场（前线）才能避免事情的发生。”有些人永远得不出这样的判断；而另外一些人，他们会立刻想到。前线步枪连的成员一旦产生这样的判断，那么他就几乎不可能再待在前线，尽心尽责。他的动机必须是内在的。战友情谊是迄今最强有力的动因－－从积极意义来看，就是不希望自己的伙伴倒下；从消极的层面来看，就是在自己最热爱和最尊敬的人面前不能表现成一个懦夫。纪律做不到这一点，因为纪律依赖于惩罚，而军队所能给一个战士的惩罚莫过于派他上前线了。
　　原因之一就是格伦。格雷所称的散兵坑里的“专制现在时”。“过去”和更重要的“将来”都不存在。他解释说，“在前线的散兵坑里比在安全的家里有更多思考的时间，有更多的孤独，时间并不是用时钟和日历来测量的，而是用另外的方式。”对于冒着枪林弹雨已经达到极限的士兵来说，哪怕是最恐怖的部队监牢看上去也是诱人的。重要的是要活过下一分钟。
　　格雷认为，这就是为什么战士拼命收藏纪念品的原因。在布雷库特庄园，马拉其冲向一个正遭到机枪扫射的一块田地，去捡一把他认为是被打死的德国兵留下的鲁格尔手枪。在荷兰，10月5日，韦伯斯特拖着瘸腿返回后方的时候，在德军88炮火的射击中，他在一块空地上发现了“一件德国迷彩披风，这是一个理想的纪念品。”他停下来，“将其捡起”。格雷解释了这种现象：“主要来讲，纪念品似乎能给战士的未来以某种保证，它们象征超越了残酷现实的一种承诺，即他或许能够活下来。”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除了生存，几乎不可能想到其他任何事情，这也正好解释了与拼命搜寻纪念品相反的一种现象－－对待自己财物的随意态度，对金钱的冷漠态度。“在极端危险的战役中，”格雷写道，“战士比平民更清楚，一切外在的东西都是可以替代的，而生命不能。”
　　不能替代的东西是战友的尊重，但是对一个新入伍的战士来说，新来乍到，谈不上战友情谊，因此也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他坚守岗位。格雷讲述了一个逃兵的故事，1944年11月，他在法国的一个树林中发现了他。小伙子来自宾州山区，习惯于野营，在林中已待了几个星期，打算一直待到战争结束。“我所认识的、和我一道训练的人要么战死，要么调走了，”逃兵解释道，“我孤独……炮弹似乎总是越来越近，我受不了。”他祈求格雷放他一马。格雷拒绝了，说必须将他上交，但是承诺他不会受到惩罚。这个战士说他心里明白；他痛苦地预言，“他们”肯定会再将他送回前线－－格雷将他带去之后，他果真被送到了前线。
　　在前线，不仅内务卫生与礼仪礼节的纪律失效，就连命令也可以置之不理，因为在有死亡危险的地方没有监督。“老兵们从痛苦的经历中学会了独立，学会了自己做出决定。”韦伯斯特在受伤后不久给父母的信中写道：“一次，我们的中尉命令我们的班长带领8名弟兄端掉正在对一小队滑翔机开火的几门防空火炮。就凭我们拿着步枪的9个人跟空地两用的88炮和40毫米口径的高炮干仗！中士口中称是，（原文中此处文字被删除）凭着自己的判断，他救了我们的命，在这种情况下若是一个新手将会鲁莽行事的。还是这名中尉后来命令两名侦察兵进入德军阵地，但是他们更了解形势，也（原文中此处文字被删除）。”
　　老兵们尽力帮助新来的兵，不过，他们也尽量不去问他们姓甚名谁，因为他们认为新兵很快就会牺牲。并不是这些老兵对新兵没有同情心。“我们的新兵，”韦伯斯特给他的父母写道，“他们刚满18岁，征兵入伍，但是太过年轻气盛，把他们送上战场似乎是一种犯罪。我们伞兵部队挑选的是军队中最优秀的人，但是对一个从未离开过家或学校的年轻人来说，来这里本身就是一种悲惨的命运。”
　　1944年6月6日以前，E连没有一个参加过战斗，但是到10月的时候，6月5日晚从英格兰起飞的在荷兰仍然活着的所有成员，都经历了两次战斗跳伞和两次战役。很多人受过伤；一些伤员从医院不辞而别来到荷兰。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热爱打仗，而是因为他们知道，如果他们不回E连参加战争，他们将会被和陌生人一道送上战场，而在欧洲战场上，步枪手的惟一出路就是阵亡，或是掉胳膊断腿的重伤。如果说他们一定得打仗的话，那他们倒是铁了心要与自己的战友并肩作战。
　　新兵们很少能够达到这个层次的认同感。另外，军队在加速训练为战场提供人员，新兵的素质已经达不到原来托科阿营地集训出来的水平。在威格海尔，韦伯斯特看到一名叫马科斯的新兵“哼哼唧唧地紧抓他的右手”。
　　“救命！救命！来人救命啊！”
　　“怎么啦？还有哪儿受伤了吗？”
　　“没有，没有。好疼啊！”
　　“为什么不站起来跑？”
　　“他不想这么做。他惊恐不已，只是想躺下呻吟。……说起惊恐很有意思。有些小伙子脚被炸掉了，还是凭着自己的毅力拖着瘸腿来到医护站，而有些，像马科斯这样的，看到流血就吓傻了，拒绝自助。有人说惊恐主要是生理反应，但在我看来它与人的精神态度关系很大。马科斯没有进攻意识，不坚强，没有经过很好的训练。”
　　在经常不断的压力、紧张和极易遭到攻击的情况之下，军官和士兵精神崩溃并不出人意料。出人意料的倒是有这么多的人竟然没有垮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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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替温特斯的连长走后，“麋鹿”弗雷德。海利格中尉接管了E连。海利格毕业于美国候补军官学校，在诺曼底（在此被提升为中尉）和荷兰曾经担任直属连的迫击炮排长。早在美国时他就是E连的成员，从一开始温特斯就非常喜欢他。
　　海利格是一名优秀的军官。他夜间巡哨，本人亲自巡逻侦察。他注重让战士们发挥最大的潜能。跟散兵坑里的队员一样，他从来没有放松过，弦总是绷得紧紧的。他的连队兵力太过分散，无法阻止德军侦察人员渗透进来，他的脑子里常常会想到，很可能会再发生像10月5日那样规模的突破的危险。他顽强地承担起责任，承担起压力，恪尽职守。
　　“英国人是谋划大师，”下士沃尔特。戈登说，“我不一定需要他们帮助我从侧翼进攻某个目标，但是我肯定会让他们做好计划，因为他们非常擅长计划。”
　　他指的是发生在10月22日－23日午夜的“营救”行动。一周以前，被德军俘获的英军第1空降师的奥。多比上校（外号“安海姆的疯子上校”）从德军医院逃脱，游过莱茵河，与辛克上校取得了联系。多比称，有125名英军，大约10名荷兰抵抗战士正遭到德军的搜索，还有5名美国飞行员躲藏在下莱茵河北岸的荷兰地下组织处。他想救回他们，需要帮助。辛克同意合作。因为穿越地点要经过E连的阵地，辛克点名让海利格率领营救侦察队。按照戈登的话说，“我们提供人员，而英军提供想法，我想还有创可贴。按照英国人的标准，可真是公平的交易。”
　　多比通过电话联系上另一边的荷兰地下组织（不知何故德国人从未将这些电话线切断）。他定下行动在10月22日－23日夜进行。美军第81防空－反坦克营将使用博福斯式高射炮向莱茵河上空发射曳光弹，照亮营救地点，到时荷兰人会将人员带到该地等候营救。为了麻痹德军，消除其怀疑，行动前一连几个夜晚，81营都在午夜发射曳光弹。
　　行动的当晚，海利格和韦尔什中尉、爱德华。沙姆斯中尉，以及由海利格挑选的17名战士从大堤顺着工程梯下到河边，头一天夜晚已经将英军折叠帆布艇藏在此处。跟往常一样，夜色黑暗，蒙蒙细雨更增加了黑暗。颤抖着的队员们将小船缓缓移到河中。午夜时分，博福斯式高射炮向正北方向发射了数枚曳光弹。荷兰地下组织从河北岸用手电筒画出了代表胜利的V字形。E连开始尽可能悄悄地将小船划向对面。
　　队员们过河的时候，心里怦怦直跳，但是没有发生事故。他们跃出小艇，向前移动。戈登将机枪放在左侧；然后架起机枪，准备防御进攻。弗朗西斯。梅利特下士将机枪放在右侧。二等兵斯塔福德此时正在帮助队伍与荷兰地下组织取得联系，海利格紧随其后。
　　斯塔福德悄悄地向前移动。没有枪声，没有照明。这是敌人的地盘，美国人毫不熟悉，而且一片漆黑。“绝对的寂静几乎让我窒息。”斯塔福德回忆道。
　　斯塔福德小心翼翼地又向前移动了一步。一只大鸟从离他脸不到一英尺的地方飞了起来。“我肯定我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斯塔福德回忆说，“我轻轻拔开我的M－1的保险，正准备射击，这时海利格中尉平静地说了声'别着急。'”他们继续向前，很快就见到了英国部队。斯塔福德看见的第一个英兵“拥抱了我，并且把他的红色贝雷帽送给了我，我保存至今。”一个英军准将上前一步，握住海利格的手，夸他是他所见到的长相最好的美国军官。
　　海利格提议让英军列队上船，叮嘱他们保持安静。但是他们就是憋不住。二等兵莱斯特。哈西记得有一个英军说，“我从没想到见到美国佬我这么高兴。”在河边负责船只的韦尔什中尉听到英国佬们不停地喊着“美国佬，上帝保佑你们，”他被激怒了，告诉他们如果再不闭嘴，大家就统统会丧命。
　　英军上船了；海利格用交互战术撤回了自己的队员；不一会儿，大家准备好起程。戈登最后一个回到船边，他坐在押后的小艇上，穿越了河流。“有些兴奋，也有些急迫。”他说，他肯定德国人随时都会将他们所有人击沉。但是他们始终未被发现。到凌晨1点30分的时候，全体人员安全抵达河的南岸，越过无人地带来到大堤后面的美军阵地。
　　第二天，辛克上校签署命令，嘉奖此次行动中的英勇行为。他声称“营救部队所表现出来的勇敢和沉着是这次营救成功的主要因素。这次行动组织严密，实施完美，敌人根本不知道受困人员被撤离。
　　“这支掩护部队的所有成员勇于进攻，勇敢无畏，服从命令，忠于职守，特此予以表彰。他们的名单如下。”
　　其中包括戈登的名字。我对他说，对于这次危险的行动他主动请缨并且如此出色地完成，他应该感到骄傲，他回答说他成功的惟一原因是海利格选择了他。“这不是一次志愿行动。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不会主动请战，我只是想说我并没有主动请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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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8日，101师的责任区扩大。506团调防到河岸东面，正对安海姆。E连的防线位于德里尔村附近，这样使得E连处于盟军向德国发动进攻的最东端。E连是来接替一支英军部队的。
　　E连进入新的阵地之后，军士长利普顿和副营长温特斯与英军指挥官交谈起来。英军指挥官说他们能够看见德军四处调兵，并且沿铁路向东在挖战壕。（E连现在位于德里尔村，处于506团的右翼；在这个位置其防线正好形成一个锐角，有一个排面向南，另一个排面向东，还有一个排待命。）
　　“那么，既然你发现了他们，为什么不开火？”温特斯问道。
　　“因为我们开火，他们会还击。”
　　温特斯和利普顿将信将疑地彼此看了看。E连可总是尽力压着德军的头打，一旦抵达前线便采取积极防守战术。
　　在德里尔村就是这样做的，他们保持积极的侦察巡逻，炮兵也继续猛力轰击。德军依然凭借占据河北高地的优势，因此白天行动是不可能的。前线的两个排待在散兵坑里。雨几乎下个不停。没有人身上真正干过。胡须没法刮，没有澡洗，没有休息。真是痛苦的生存。
　　在后方，在指挥所以及更后的地方，条件有所改善。炮兵轰击仍是问题，但能够吃到热饭，还有其他一些补偿。队员们通过收音机收听一个德国宣传播音员“安海姆的安妮”的节目。在播放美国歌曲的间歇，她邀请队员们过河投降，享受舒适生活，直到战争结束。补给人员可以将《美国佬》和《星条旗》等杂志带给队员。101师的新闻日报《袋鼠纪事报》恢复出版。德国人散发一些小册子《为什么为犹太人打仗？》，506团的战俘审讯队也用喇叭向德国军队发出投降邀请。
　　双方宣传的惟一效果，就是引来一阵大笑。



　　温特斯干厌了。当副营长“不带劲儿，很不带劲儿。在军队我的最大的乐趣，我所做的最满意的事是当连长。当下级军官很辛苦，要从两方面考虑，考虑自己的战士，也要考虑索贝尔上尉。但是作为连长，却可以施展自己的那点儿才能。我亲自上前线，在现场亲自做出许多关乎我们连队前途利益的决定，并完成每项任务。”
　　但是作为副营长，“我是个管理者，不用做出任何指挥决定或者类似的东西，只是向连长、向营情报参谋提些建议。”
　　我说，有些人认为得到这样的机遇是一种解脱。
　　“我没有这种感觉。”温特斯回答道。



　　哈里。韦尔什中尉带领的2排的防线面朝东。他的指挥所设在一个谷仓，离铁路大约50米左右，德军在铁路上设有岗哨。他的排兵力下降到了两打。即使他派一半的人担任警戒，那也意味着12个人要负责1，500米的防线任务。间隔200多米设一个岗哨，德军侦察员就很容易在天黑以后渗透进来。他们经常这么做，目的并不是要发动进攻，而是要弄清美国人并没有增加兵力，因为他们也和盟军一样，已经接受了眼下这种静态的局面，他们自己的防线也很脆弱。
　　有了10月5日的经历，温特斯对前线漏洞百出的情形非常担忧。一名参加10月22日－23日营救任务的战士将他们神不知鬼不觉地渗透进德军防线描绘为“神奇壮举”，他听到后没好气地说：“德军不也是这么'神奇'地对我们的嘛。他们渗透进来两个连，我们却一枪未发，直到人家登上大堤。既然如此，那这又有什么了不起的？”
　　温特斯对自己的新工作也感到苦闷。他渴望行动，对德军的渗透激愤不已。10月31日下午，他打电话给海利格，建议当天夜晚他们两人亲自查哨。海利格同意了。晚上21点，温特斯抵达E连指挥所。海利格电话通知韦尔什说他和温特斯正前往见他。
　　“我和'麋鹿'顺着通往韦尔什的指挥所的道路走过去，”温特斯讲述道，“我们并肩走着，因为道路只有大约6英尺宽，稍微高出地面。道路的两边是落差大约在3英尺左右的灌溉沟。”
　　黑暗中传来一声命令：“站住！”
　　海利格是个冷静、随和的人，是个不轻易紧张兴奋的指挥官。因此当温特斯感觉他深吸了一口气的时候，温特斯紧张了。他猜想海利格是忘了口令。
　　海利格开口想说“麋鹿”，但是刚说了一半，就听到“砰！砰！砰！”－－从10码开外的地方射来三发M－1子弹。
　　海利格哼一声倒在路上。温特斯纵身跳入公路左侧的沟里。他担心撞上了德军侦察队，因为射击速度之快可能会是德军的冲锋枪。这时，他听到有人跑开。
　　温特斯爬回路上，抱起海利格，将他拖到路边。他的右肩中弹，伤口相当干净，他的左小腿也中一弹，伤势严重－－他的小腿看上去好像已经炸掉。温特斯开始为他包扎左腿。
　　几分钟之后，温特斯听到有脚步声向这边跑来。他正要抓枪，听到韦尔什高声喊道：“是麋鹿吗？是迪克吗？”
　　韦尔什和两名队员帮忙将海利格伤口包扎好。他们给他注射了吗啡，将他抬回了营指挥所。此时，他已经失血很多，注射了很多针的吗啡，脸色腊白，因此温特斯怀疑他能否挺得过来。
　　他挺住了。一周以后，他回到英国的一家医院。在那里他被提升为上尉，并且因为在营救行动中的出色表现被授予英军十字奖章。但是对海利格来说，战争到此结束了。
　　击中海利格的士兵当时很紧张，害怕，不知如何是好。这次事故毁了他。他是老兵，不是新手。温特斯决定不惩罚他。不久之后，他被调出E连。
　　11月7日，海利格从医院的病床上写信给温特斯。“亲爱的迪克：我现在躺在这里，清闲无忧。我要感谢你那天晚上在我中弹后对我的照顾。被打中的确是太蠢了。
　　“我来到这儿的时候光着身子，像一只松鸡。什么东西都没有穿。我知道你保存着我的银翼徽章和手枪，但是我急切盼望的是我铺盖上的衣服，还有野战包里的胶卷……
　　“天哪！迪克，他们在我的伤口上涂的敷料，闻起来就像床上的猫粪。真是无法摆脱这种臭味。
　　“不过时间不会长的，不过我的右臂还是很虚弱。代向大家问好。”



　　接替海利格担任E连连长的是小诺曼。S。戴克中尉。他来自师部。高挑的个儿，长得很帅，受过良好的教育，讲话一副军人腔调。给人的印象很好。



　　在营部当副营长，温特斯每天都能接触到尼克松，尼克松现在担任营的作训参谋。他俩之间的差异不可谓不大。温特斯成长在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尼克松的父亲却极为富有。温特斯10多岁的时候还没离开过宾州，而尼克松已经在欧洲的许多不同地方住过。温特斯毕业于一个小的学院，而尼克松毕业于耶鲁。温特斯从不饮酒，而尼克松嗜酒如命。但两人却是最要好的朋友，因为他们的共同点是对本职工作的奉献精神以及在工作中表现出来的非凡能力。为本书接受采访的每一位E连战士都说，温特斯是他曾见过的最优秀的战斗指挥官，而尼克松是他在战争中所知道的最睿智的参谋军官。
　　“尼克松早晨总是赖床。”温特斯说。11月的一天，温特斯想早点开始工作。尼克松和平常一样，根本叫不醒。温特斯走到他的床前，他还在睡袋中，温特斯抓住他的双脚，掀到他的肩膀上。
　　“还不起床？”
　　“走开，不要碰我。”
　　温特斯发现大水壶是半满的。于是扳住尼克松的双脚靠肩，又抓起水壶，开始将里面的东西往尼克松脸上倒下。尼克松睁开眼睛，吓傻了。“不要！不要！”他求饶道。但是已经晚了，水壶里的东西已经倒下来了。此时温特斯才明白，尼克松并未将酒后吐的东西吐到外面，而是吐在了水壶里。
　　尼克松吼叫着，大骂着，继而开始大笑起来。这两位军官决定到奈梅亨去调查一下，听说那里的军官可以洗热水澡。



　　整个战役仍然拖着。每天阴雨不断，而逐渐寒冷的天气更增添了痛苦。终于，11月下旬，加拿大部队开始接替101师。E连的换防发生在11月24日夜，当时E连撤出了前线。早晨，队员们登上卡车，返回法国休整，接受新兵补充，再洗一个淋浴，这些士兵已经69天没有洗过淋浴了。
　　E连于9月17日出征，共有官兵154人。从荷兰撤出时官兵为98人。中尉布鲁尔、康普顿、海利格、查尔斯。哈德森及45名士兵受伤。阵亡的E连官兵有小威廉。杜克曼、詹姆斯。坎贝尔、弗农。门兹、威廉。米勒、詹姆斯。米勒、罗伯特。范。克林肯。在诺曼底，E连已有65人伤亡，因此到11月底，伤亡人数共为120（其中有些两次战役均负了伤），没有一名被俘。
　　卡车沿着“地狱公路”行驶，荷兰人列队在公路两旁欢呼自己的解放者。车队经过奈梅亨，于登，威格海尔，艾恩德霍芬的时候，所到之处都听到荷兰人喊“9月17日”。
　　E连的战士们并不觉得自己是征服的英雄。军士长利普顿总结道：“在广播中'安海姆的安妮'说过，'你们可以欣赏我们的音乐，但是却不能在我们的街道上行走。'她说得对。我们并没有真正进入安海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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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休息，恢复，重新装备
　　　　　　　　　　　　　　　　　大莫米昂

　　　　　　　　　　　　　1944年11月26日－12月18日


　　11月26日凌晨4点，E连到达莫米昂兵营，位于大莫米昂村外（附近是小莫米昂村），距离号称大教堂城和香槟中心的兰斯大约30公里。莫米昂作为一个戍兵重镇至少有1，998年的历史－－裘力斯。恺撒和他的罗马军团在公元前54年曾经在这里安营扎寨。法国军队在这里建立军营长达数百年，而且到20世纪90年代仍有驻军。莫米昂地处平原，向南是马恩河，向北是埃纳河，位于历史上通往巴黎（或者通往莱茵河，这要看入侵者是谁）的通道，这块土地数世纪以来见证了很多战争。最近，这里遭受1914年到1918年战争的摧残，上一次世界大战留下的弹坑和堑壕随处可见。美国步兵曾于1918年在附近的蒂埃堡和贝琉伍德作过战。
　　从前线转移到担任卫戍任务的过程很快。在兵营的第一天，主要任务是洗淋浴，找个机会洗衣服；第二天E连进行了行军操练；第三天进行的是炮火掩护下的常规撤退队形训练和检查。11月30日，邮件抵达队员们手中，士气为之大振。
　　人们也许会想，在前线待了两个多月，这些伞兵们一定想好好睡上一个星期。但是经过两个晚上战士式的奇妙睡眠，小伙子们需要体能的释放，需要用某种荒唐的方式来释放积聚已久的紧张。12月1日，每个人都获得了到兰斯的通行证。宿营在附近的82师的战士们也一样。两个师混在一块儿很容易引发骚乱。尽管兰斯是艾森豪威尔的指挥部所在地，到处是宪兵，但是仍然有很多人喝酒。有很多人醉酒，有很多人想要打架。
　　“那只老鹰在叫个啥？”一名82师的士兵遇到佩戴“啸鹰”臂章的伞兵时，便问他的伙伴。
　　接下来便听到“救命！救命！救命！”。一场打斗即将开始。12月4日，所有到兰斯的通行证都被取消，因为正如一位伞兵说的那样，“小伙子们进了城就不乖了。”
　　师里想办法来释放小伙子们过剩的精力，举行了5英里行军、阅兵及许多健身操活动，还组织了棒球、篮球和橄榄球比赛。橄榄球设备是向空军借用的，是他们从英国空运进来的。506团和502团之间为即将在圣诞节进行的橄榄球比赛进行了选拔赛；参选的队员每天训练3个小时甚至更长。师里还举办其他一些娱乐活动，建起3个电影院，开放了红十字俱乐部。饭菜非常好。
　　来到莫米昂几天以后，吃完晚饭，士兵们在饭厅拿到了薪饷。马拉其中士领过后，正要出门，看到有人正在玩双骰子游戏。一位赌运亨通的人面前已经堆起了一大堆钞票。马拉其想，他不可能继续掷赢，于是就开始与他对赌，几分钟时间就输掉了3个月的薪饷。他离开食堂，想想自己真愚蠢－－倒不是因为赌博，而是因为自己连骰子都没碰一下就输了个精光。
　　回到营房遇到“指挥官”穆克。有一场掷骰子赌博仍在进行。马拉其问穆克是否想赌，穆克回答不，他一直入不敷出。另外，还掉先前的赌债只剩下60美元了。马拉其缠着他借了60美元，又去赌上了。15分钟后，他就赢了一叠法国法郎、英镑、美元，比利时法郎和荷兰盾。（对这些货币汇率的争论在赌场周围非常激烈；这些家伙，大多数在中学读书时候讨厌数学，而且老不及格，不过现在却还能算清楚。）
　　马拉其拿着钱又来到了军士俱乐部，以加入了一场20来号人的赌博中。他甩出60美元（从穆克那儿借的数目），他赢了。他继续下赌注。又赢了。他赢了一次又一次。最后一掷他押上3，000美元。又赢了。
　　带着6，000多美元，差不多接近全连的薪饷总数，他不敢退出赌局。他将大额法郎放进口袋，一直赌到将桌面上所有的美元、英镑、荷兰盾和比利时法郎全部输掉为止。回到营房，他归还了穆克的60美元，外加500美元的小费。他还剩下3，6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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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士们开始修整兵营。之前占领该兵营的是德军的两个步兵师，还有几支轻骑兵中队。德军的每日评比表、宣传海报等东西仍贴在墙上。这些东西被弄了下来，马粪被清理干净，床铺修理好了，厕所和道路也整修一新。“贯穿始终的、像一条金线的是”506团的《科拉希》报纸剪贴簿写道，“对获得通往巴黎的通行证的期待。早晨，中午，晚上，无论你到哪里都能听到人们对此议论纷纷。”
　　师里的政策是战士可以以连为单位进入巴黎，一次一个连。去过巴黎回来的人讲述的故事盖过了他们父辈在1918年－1919年逛巴黎城的经历。而那些等待的人无休无止地讨论着他们到了那里将干些什么。
　　有些个人弄到了通行证。其中有几个人却浪费了。迪克。温特斯拿到了一个通行证；他来到巴黎，坐上地铁，一直坐到底，才发现自己乘坐的是当天最后一趟车。天黑了，城里停电，他只好步行，直到午夜后才回到旅馆，第二天坐火车返回了莫米昂。“那是我在巴黎的非常愉快的夜晚。”来自密西西比州朗兹县的二等兵布拉德福.弗里曼，也弄到了一张到巴黎的通行证。46年后，他回忆了他在这座“灯光之城”度过的一天，“我不喜欢我所看见的东西，因此我返回了营地。”
　　看来进巴黎犯不着着急了，因为总的感觉是这些伞兵要在兵营一直待到来年春天好的出征气候来临为止。那时他们有望空降到莱茵河另一边的德国去。这一想法得到了进一步的印证，因为泰勒将军飞回美国参加会议，讨论美国空降师的组织和装备方面的变化的提议。12月10日得到了证实，泰勒的副手杰拉尔德。希金斯准将和5名101师高级军官飞赴英国，要进行一系列关于“市场花园”的讲座。101师交由101师炮兵司令安东尼。麦考利准将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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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兵陆续从医院回来，新兵也在增加。“莽汉”康普顿重新回到E连，他在荷兰受的伤已经康复。上周在荷兰前线补充进来的杰克。福利中尉现在成了2排助理排长，在康普顿的手下，福利回忆道，队员们“是一个混合的群体，有久经沙场的老兵，有些只是在荷兰初试牛刀，当然也有刚补充的新手”。
　　从美国来的新兵，十八九岁，天真无邪。尽管老兵只是大上一两岁，但已经足够让新兵感到害怕了。老兵们应该在离开荷兰的时候将尚未使用的弹药上缴，但是没有一个上缴。他们在莫米昂营地横冲直撞，皮带上挂着手雷，背带上别着一匣匣子弹，还有刀子和其他（未经批准的）随身武器。在新兵看来，老兵简直就像法国外籍军团的一帮杀手。而在老兵的眼中，新兵还很“嫩”。连长戴克中尉，韦尔什，沙姆斯，福利，康普顿以及其他军官一心想将新兵融入整个团队，使他们达到E连的团队精神标准和个人技能标准，但是由于老兵并不把野战演练当回事儿，工作做起来很困难。
　　到12月第二个周末，E连的士兵数量有所增加，达到编制数的65％左右，但军官的数量却达到112。5％，戴克任连长，韦尔什任副连长，每个排有两名中尉，另有一名备用。换句话说，空降司令们认为在下一次行动中，下级军官的伤亡会最高。现在韦尔什成了E连最老的在任军官，但是他没有经过托科阿基地的训练。参加过E连在诺曼底战斗的只有韦尔什和康普顿；在荷兰待过一段时间的只有韦尔什、康普顿、戴克，沙姆斯和福利。
　　倒是那些士官们的存在保证了E连的连续性，将整个E连凝聚在一起。这些在托科阿训练营从当二等兵开始的军士有利普顿、塔尔伯特、马丁、鲁兹、珀康特、穆克、克里斯坦森、兰德尔曼、雷德、戈登、托伊、瓜奈若、卡森、博伊尔、古思、泰勒、马拉其等。许多托科阿时的E连军官升任506团部或者2营营部参谋军官，因此有助于E连保持着这种连续和统一。这些军官有海斯特少校（团作训股长）、马西森上尉（团后勤股长）、温特斯上尉（副营长）和尼克松上尉（营情报参谋）。然而，总的来说，经过半年的战斗，E连补充了许多新的官兵，但其核心仍然是那些军士们－－那些在1942年炎热的8月在托科阿训练营地跟随索贝尔上尉跑上跑下科拉希山的人员。



　　当初跑上跑下科拉希山的弟兄中有许多现在正躺在英国的医院里，有些人永远不能再跑了。没有伤及骨骼的伤员正在恢复。牛津城外的美军110总医院里，E连1排的3名队员住在同一个病房。韦伯斯特、利布高特和下士托马斯。麦克里里都是在10月5日受的伤，韦伯斯特是腿伤，利布高特是肘部伤，麦克里里伤在颈部。韦伯斯特在练习写作。他在日记中这样描述他的伙伴们：“120磅重的利布高特曾经是旧金山的汽车司机，是全连最瘦的队员。在经常囊中空空的情况下，他是E连最滑稽的队员之一。他还有个特点，他的伞兵中为数不多的几个犹太人之一。另外，他和麦克里里已届30岁，是连里的兄长。麦克里里是一个无忧无虑、心地善良的家伙，身材不高，按他的说法，他是在啤酒瓶子里养大的，是在匹兹堡的'汽车酒馆'受的教育。”
　　根据韦伯斯特的记述，“110总医院最快乐的病房是截肢病人监护室，那里的大多数小伙子明白对于自己来说战争已经结束，所以大声笑着，开着玩笑，谈论着家乡。”韦伯斯特使用“大多数”而不是“所有的”是有道理的，因为有些受了百万美元伤的弟兄当时是不会掏一个子儿的。利奥。博伊尔住在110医院的另一个病房，他写信给温特斯说：“亲爱的长官，现在我到了这个分上，天晓得我该写些什么！
　　“经历这两次战斗，我觉得一个人要记住的并不是伤口带来的巨大惊恐，而是你知道了在将来的一段时间里无缘战斗－－对于我这种情况，将是很长的时间。
　　“我并不指望我能够在圣诞节之前站起来，但是我真的希望有一天能够恢复如初。我没有伤着骨头，只是肌肉和组织损伤，但是面积大，不容易移植。
　　“长官，我希望你照顾好自己（不是仅仅锻炼身体），因为像你这样的人真是难得，胜任你的位置的人肯定没有。”他在信中还提到：韦伯斯特、利布高特、利奥。马兹、保罗。罗杰斯、乔治。鲁兹、比尔.瓜奈若等在不同时间住进110医院的弟兄都来看望过他。
　　44年后，博伊尔写道：“脱离'伞兵'的生活－－离开我的伙伴，不再跳伞－－我从来都是心有不甘。对那种生活，我已经迷上了，可以说上了瘾。在医院长达一年的康复期间，我觉得受了愚弄，我常对此耿耿于怀，怏怏不乐。”
　　利布高特请求出院，回到岗位，得到了批准。麦克里里、瓜奈若还有其他人都回到了岗位。前面提到过，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渴望战斗，而是因为他们明白他们必须与别人一道去战斗，而他们希望是和E连一起战斗。“如果我有别的选拔，”韦伯斯特给他父母的信中写道，“我不会再打仗了。如果没有选择，那么我要回到E连，为下一次伞降做好准备。如果我会牺牲，我希望早点到来。”在另一封信中，他写道，“认识到没有出路，认识到我们将飞赴德国，然后驱车直奔太平洋参加中国的战斗，这并不是说有什么值得乐观。跟步兵一样，我们惟一的出路就是受伤，然后被送走。”
　　韦伯斯特转到康复病区，12月底，转到了位于英国蒂德沃斯的第12新兵站。这个新兵站和与之齐名的第10新兵站一样，在整个欧洲战区都是臭名照著，指挥官虐待成性，效率低下，管理方法吹毛求疵，肮脏不堪，伙食差，总体情况比军队的监狱好不了多少。显然，军队希望这里差得一塌糊涂，这样那些伤病康复的，或者部分康复的，或者至少不用支撑能够行走的老兵们，就会考虑回到前线改善一下。吉姆。阿利在荷兰受的伤，在英国的医院康复，从第12新兵站不假而别，搭便车到阿弗尔，然后于12月15日抵达莫米昂。以同样方式回到前线的还有瓜奈若等人。
　　韦伯斯特没有这么做。很久以前他就养成了在军队生活的习惯，从来不会主动做任何事情。他是个知识分子，既是这种军旅生活的观察者和记录者，同样也是一个参与者。他几乎是惟一一名从托科阿营出来却连军士也不是的成员。许多军官想让他当班长，但是他拒绝了。他来到这里是要履行职责，他做到了－－他从未让一个伙伴在战斗中倒下，无论在法国，在荷兰，还是在德国－－但是他从来不自愿做任何事情，他对升迁提拔不屑一顾。



　　在莫米昂，大家情绪很高。既然E连在此多少也算是永久性的驻守，那么战士们就有望收到更多的邮件，也希望圣诞包裹能够寄到他们的手中。还可以盼着全连休假去巴黎；运气好的话E连或许能在巴黎过除夕。另外，圣诞节将举行橄榄球比赛，之后是火鸡大餐。橄榄球比赛的赌注下得很大，练球的时间越来越长，难度越来越大。
　　从征战于一场规模空前的战争中的一个步枪连的视角来看，圣诞节这后的前景似乎也相当不错。至少在3月中旬之前E连不会有战斗任务。3月中旬以后他们会空降德国，之后是飞赴太平洋到中国作战或者空降日本。但所有这些都还遥远得很，因此E连准备好好过个圣诞节。
　　士官们在莫米昂都有自己的营房。12月16日夜晚，马丁、瓜奈若和其他一些人买来一箱香槟酒，带回营房。他们喝不惯起泡的香槟酒。马丁打开几瓶，其他人拿来水杯；他给他们倒得满满的。
　　“噢，见鬼！约翰尼，”克里斯坦森说道，“不就是汽水吗，天哪！”
　　他们将世界上最好的香槟酒当成汽水喝了，结果可想而知。一场打斗爆发了，“我得说我也参加了，”马丁承认道，“我们将所有的床铺都掀翻了，钉子露在外面，我的脚扎进了钉子，天哪！那里简直就是一个战场。”
　　军士长卡伍德。利普顿走进营房，看了一眼，开始吼道：“你们这些混蛋是要当头儿的。一帮士官竟把这里搞得这样乱七八糟。”他叫他们把这一团糟清理干净后才允许他们睡觉。
　　同一天晚上，温特斯和尼克松是惟一留在营部的两个营级军官。其他军官都请假到巴黎去了。二等兵乔。勒斯纽斯基到莫米昂的一家剧院看电影去了。他看的电影由玛琳。黛德丽主演。戈登。卡森早早上床睡觉，他要为早晨的橄榄球训练养精蓄锐。
　　温特斯和尼克松在电话中得到命令说所有通行征全部取消。在剧院，灯光亮了起来，一位军官跨上舞台，宣布德军在阿登突破了防线。内务值班军士将卡森、戈登还有其他人叫醒，他打开灯，通报了德军突破的消息。“住口！”这帮爷们儿朝他喊道，“滚出去！”那是第8军的事，是第1集团军的事。他们又睡起来。
　　但是早晨，起床号响过集合的时候，戴克中尉告诉他们，“饭后原地待命。”他没有按惯例将他们带出去训练。“原地待命”是命令。戴克叫他们打扫营房来消磨时间。显然，阿登发生的事情肯定要波及到82和101空降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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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于12月16日在阿登发动了最后一次攻击，规模比他1940年在同样的地方向法国军队发起的进攻大得多。他成功地实施了突然袭击。在阿登的美国情报部门估计与美军第8军对峙的德军有4个师的兵力。事实上，到12月15日，纳粹国防军在阿登地区对面的艾费尔高原有25个师。德军突袭成功，其规模比得上1941年6月的巴巴罗萨突袭，或者偷袭珍珠港。
　　跟战争中大多数偷袭一样，这次偷袭得手了，因为这次进攻毫无意义。对希特勒来说，派上其所有的装甲部队发动一次毫无真正战略目标的进攻，是非常愚蠢的，这次进攻不可能持久，除非他的坦克能够幸运地完好无损地占领美军的主要油料库。
　　跟战争中大多数偷袭一样，这次偷袭得手了，因为防御方的错误在于过分自信。甚至在“市场花园”失败以后，盟军依然相信德国人已经在垂死挣扎了。在艾克的指挥部，人们考虑的是盟军能够怎样对付德国人，而不是德国人可能会怎样对付他们。那种感觉是，如果我们能从大西洋壁垒后面出来将他们抓住的话，那么我们的任务就完成了。这种态度自上而下直接波及到士兵层。101师的中士乔治。科斯基马基在12月17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又是一个安静的星期天。……电台宣布德军向第1集团军的防线发动一次大的进攻。这应该会折断德军的后背。”
　　跟战争中大多数偷袭一样，这次偷袭得手了，因为进攻者的隐蔽和欺骗手段很高明。他们在艾费尔高原集结了两支大军，却逃过了盟军情报部门的眼睛。他们小心翼翼地使用电台，将艾克的情报部门的注意力引向了阿登地区，以防德军发起的任何反攻（盟军中没有一个人想到德军有可能发动反攻）。6个月前，D日的前夕，艾克和他的军官们几乎一字不漏地研究了德军在诺曼底的战斗序列。而12月份，在德军进攻的前夜，艾克和他的军官们对德军的战斗序列只是粗略地不求甚解地看了看。
　　让盟军上大当的地方还有德军的战斗意志、德军的物资装备情况、希特勒的大胆以及德国军官们在进攻战术上的技巧（盟军的美国将军们没有任何防御德国进攻的经验）。
　　所有这一切所导致的结果是，发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西部战线最大的战斗，也是美国陆军所打的最大的一仗。人员伤亡大得惊人：在参战的60万美军中，阵亡将近2万，被俘2万，受伤4万。两个步兵师被歼灭；其中106师有7，500人投降，是对德战争中投降人数最多的一次。近8000辆美国谢尔曼坦克及其他装甲车辆被毁。
　　战斗于12月16日寒冷有雾的黎明打响。德军在多处攻陷第8军脆弱的防线。希特勒希望凭借恶劣天气瓦解盟军的最大优势－－空中力量（在地面，无论是人员还是装甲，德军都超过美军）。希特勒指望出其不意，他做到了，他还指望美国人反应迟缓。他认为，艾克要花上两三天的时间才能够意识到德军所做努力的重要性所在，再花上两三天的时间才能够说服他的上司取消阿登南北的一切进攻，还要花两三天的时间才开始调遣重兵投入战斗。他希望到那时，德军的装甲部队将已经在安特卫普城内。
　　只是他这最后的算盘打错了。12月17日早晨，艾森豪威尔做出了全面战斗的关键性决定，除了自己的参谋人员，他没有与任何人商量。他命令十字要道巴斯托涅市无论如何要守住。（在阿登崎岖不平的山区，巴斯托涅相对平坦，正因为如此这里成为各条道路的交汇口。）由于在阿登南北都部署了进攻的兵力，艾克并没有战略后备军可用，但是82和101空降师正在休整，因此正好可用。他决定利用这些伞兵来堵住防线的缺口，并占领巴斯托涅。
　　最终，艾森豪威尔使用他的秘密武器击碎了希特勒的梦想。德军的许多物资一度仍然靠马去拉，而美国人在法国就已经有成千上万辆卡车和拖车，用来从诺曼底的海滩将人员、物资、汽油运往前线。艾克命令他们放下手头的一切活儿，开始向阿登运送增援部队。
　　这种反应的速度只能被称为难以置信。仅仅12月17日一天，11，000辆卡车和拖车向阿登运送了60，000部队以及弹药、汽油、医疗补给和其他一些物资装备。战斗的第一周，艾森豪威尔就调遣了25万人和5万辆车辆进入战斗。这是一种高度的机动性。这一成就在战争史上是史无前例的。甚至在越南战争，在1991年海湾战争中，美国军队都没有如此迅速地调集如此多的人员和如此多的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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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连在这场规模宏大的戏剧中扮演了自己的角色，多亏了运输大队及其司机们，他们多数是著名的红球特快运输队的黑人战士。12月17日20点30分，艾克给82师和101师的命令到达各师师部，命其向北朝巴斯托涅进发。命令逐级传达到团、营、直到连－－做好战斗准备，早晨卡车到来后，他们就出发。
　　“我不走，”戈登。卡森说，“我要准备圣诞节的橄榄球比赛。”
　　“不，你不用准备了。”戴克中尉说道。他们开始了疯狂的准备工作。莫米昂没有弹药库，队员们身上只有从荷兰带出来的一些弹药，其他一点弹药也找不到。E连的人员和装备均未补充完全。有些人没有钢盔（他们有橄榄球头盔，但不是钢的）。E连缺两挺机枪及机枪手。战士们还没有领到冬装。他们的靴子没有衬里，也不防水。他们没有冬天穿的长内衣，没有长的毛袜。他们搜寻着能够找到的一切，但是并不多。甚至连K号干粮也短缺。此时，E连要出征迎战德国防军的最后一次最大的进攻，但是却人员不足，服装不够，装备不充分。
　　E连的出征也是盲目的。甚至连麦考利夫将军都不知道101师要开往何处，那么当然辛克上校就无法传达给温特斯上尉，而温特斯也就无法传达给戴克中尉。大家知道的一切就是，德国人在防线上撕开了一个大口子，美国军队整个在后退，因此得有一支部队将这个缺口堵住，而这支部队就是空降兵。
　　由于天气原因无法空投，不管怎样，能否迅速集中足够的C－47运输机以满足需要，很值得怀疑。相反，运输大队以最快速度行动，千方百计从全法国尤其是阿弗尔和巴黎之间的地区调集了卡车。宪兵们将卡车拦下，军需部队将卡车卸空，卡车司机－－许多在路上已经驾驶很长时间，非常需要休息一下－－被告知要马不停蹄赶到莫米昂兵营。
　　12月17日夜幕降临时，开始踏上征途了。到12月18日9点，第一批卡车和拖车抵达莫米昂。需要运输101师的11，000人的380辆卡车中的最后一批于17点20分到达。到20点，最后一名队员登上卡车。
　　就在E连出发之前，马拉其一阵慌乱，他想起腰里还揣着3，600块钱呢。他让康普顿中尉帮忙解决，康普顿帮他联系上师里的财务官，财务官说他必须将钱存起来，但是如果存起来的话，不到战斗结束不得动用。马拉其很是乐意，他递上钱，接过收据。爬上拖车后，他美滋滋地盘算着，战争结束后回到俄勒冈大学上学，用不着去洗盘子挣学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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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像沙丁鱼一样挤在一起。”二等兵弗里曼回忆道。温特斯上尉却用了另外一个比喻：“在那里你就像一头牲口，被装在运牲口的车里一样。”车队出发了，卡森有滋有味地回想着一直企盼的橄榄球比赛，而此时却身处异境，于是哼起了歌曲《今天大不同》。
　　卡车上没有凳子，也没有什么缓解颠簸的余地。每一次转变的时候战士们都是东倒西歪，每一次颠簸都将他们颠起老高。这可真让肾脏吃不消－－只有当卡车停下来靠拢的时候才能下车“方便”－－还有腿也受不了。一路上，卡车的灯光打得通亮－－为了抢速度不惜冒风险－－直到比利时边界才熄了灯。
　　伞兵们乘坐卡车行驶在路上，第8军定下了使用他们的地方。82师将作为此次突防的北翼，前往圣维思；101师将赶赴巴斯托涅。
　　在离巴斯托涅几公里外，运送E连的卡车停下了。战士们跳出卡车－－他们称之为“后挡板跳”－－他们“方便”起来，伸展腰肢，嘟嘟囔囔，之后排成纵行，准备步行进入巴斯托涅。他们能听到交火的声音。“我们又来到战场了。”二等兵弗里曼说。
　　队伍在公路的两侧行进着，向前线进发；道路的中间是战败下来的美军，他们从前线落荒而逃，溃不成军，犹如乱众。许多人扔掉了步枪、大衣、所有的累赘。有些人惊恐万分，颤颤抖抖，筋疲力尽，喊道“跑啊！跑啊！他们会干掉你的！他们会杀死你的！他们什么都有啊，坦克，机枪，空中力量，一切！”
　　“他们简直胡说八道，”温特斯吼道，“真可怜。我们为他们感到羞耻。”
　　E连和2营的其他连行军进入和巴斯托涅（居民们给他们端出热咖啡，但是没有太多别的东西）时，每个人首先想的都是弹药。“弹药在哪里？没有弹药我们怎么打。”溃败的部队可以提供一些。“有子弹吗？”伞兵们会问一些还没有完全被吓破胆的人。“当然有，兄弟，很高兴交给你。”（戈登讽刺地写道，交出了弹药，这些撤下来的人也卸下了自己继续坚持和战斗的责任。）E连尽管没有足够的弹药，但是仍然朝着战火的声音进发。
　　出了巴斯托涅朝东北方向前进时，炮声越来越大。不久，炮火声夹杂着轻武器的声音。“弹药究竟在哪儿？”
　　少尉乔治。C。赖斯得知了缺乏弹药的情况。他是第10装甲师B战斗司令部德索伯里分队（该部队在重大压力下经福伊从诺维尔撤回）的后勤官。他跳上自己的吉普车，驶往福伊，在那里将一箱箱手雷和M－1子弹装上吉普车，掉头驶来，遇到了从巴斯托涅出来的部队。伞兵们从旁边经过的时候，他将弹药分发给他们。看到弹药还相差得很远，便又返回福伊的弹药库，找来一辆卡车，将卡车和吉普车装满武器弹药，驶回迎面走来的部队。他让自己的手下一把一把地将弹药抛给了伞兵们。官兵们手脚并用，拼命抢着一匣一匣的M－1子弹。交火的声音以及撤退下来的美军脸上的惊恐表明，他们拿到的每一颗子弹都用得上。赖斯少尉源源不断地运来子弹，直到每个战士拿不动为止。
　　E连向福伊进发，枪炮声更加激烈。走在前面的506团1营已经进入诺维尔，在激烈的战斗中正遭受着打击。辛克上校决定将3营推进到福伊，命2营保护团的右翼。E连进入一片林地和空旷地，该地带在巴斯托涅－－福伊－－诺维尔公路的东面，左侧就是公路。F连在该地带的右侧，D连待命。
　　枪炮声越来越近。在后方，即巴斯托涅南面，德军正要切断公路，完成对巴斯托涅地区的合围。E连没有炮火，也没有空中支援，他们缺少食物、迫击炮弹和其他必需的装备，气温开始猛降到冰点以下，他们仍然没有冬装。不过多亏了赖斯少尉，他提供了手雷和M－1子弹。
　　101师的资料剪贴簿《科拉希》上这样称赞E连、2营和506团：“到了这里，我们并不是特别兴奋的。传言说到处都是德国佬，而且其进攻凶猛。我们没有想到撤退，其实压根儿就没去想。我们只是认真地挖着掩体，挖得很深；等待着，不是等待神话中的超人，而是等待着曾经被你两次打败过而且还将被打败的敌人的到来。你先是向左看看，再向右看看，你的伙伴都在准备。看到比尔在那里，你觉得信心十足。你知道他完全可以信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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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他们把我们包围了－－这帮该死的混蛋”
　　　　　　　　　　　　　　　　　　巴斯托涅战役

　　　　　　　　　　　　　　　1944年12月19日－31日


　　12月19日，E连作为巴斯托涅环形防线的一部分进驻福伊以南的前线。它实际上是这个包围圈上的一辆战车。圈内有第101空降师，第10装甲师第2战斗群，以及第463野战炮兵营。为了对抗这支队伍，德军间竟派出了15个师，其中4个是装甲师，并有重炮兵支持。
　　仗打得十分激烈，损失惨重。19日和20日，506团第1营在第10装甲师德索伯里分队的支援下，把德第2装甲师拖住在福伊东北部的诺维尔。第1营20日撤到福伊后面时600人中共有13名军官和199名士兵阵亡。第1营和德索伯里分队共同歼灭了至少30辆敌军坦克，伤亡敌军500至1，000人。最为重要的是，在环绕巴斯托涅建造防御工事期间，他们拖住敌军达48小时之久。
　　在防御圈混乱不定的情况下，E连和其他连队都急需那段时间。E连的左翼在巴斯托涅－诺维尔公路上，与公路另一侧的第3营相连。位于2营右翼的D连，一直延伸到霍尔特的火车站，但却并未与第501伞降步兵团相接。温特斯担心3营不在指定位置；他派尼克松去团部核查；尼克松回来报告说3营已在指定位置。
　　E连在一个树林中，前面是一片牧场,斜坡一直延伸到1公里外的福伊村。那片树林长着一排排直径有8－10英寸的松树。士兵们在树林内侧几米的地方挖了散兵坑，建起主防线，并在树林的边缘建起了哨岗。温特斯在树林南部边缘、紧靠着E连后面的地方建起了营部。主防线的第一夜很平静，甚至无任何战事；战斗远在北面4公里外的诺维尔。
　　12月20日凌晨，大雾笼罩了整片树林和牧场。温特斯起身巡视四周。在左边，他看到一个德国士兵穿着冬大衣从树丛中冒出来。那个兵没带枪，也没带背包，走到一块空地中间。温特斯身边的两个人本能地把枪抵到肩窝，但温特斯用手示意他们不要开枪。他们看着德国兵脱下衣服，扒下裤子，蹲下去解手。温特斯看到他完事后，便用他最好的德语喊道：“过来！”那个士兵举起双手，走过来投降。温特斯搜遍了他所有的口袋，只发现几张照片和一点发硬的黑面包片。
　　“想想看，”温特斯评论说，“一个德国兵，在清晨出来大便，在树林里转错了向，走到了我们的队伍里，竟然经过了连部和营部才被活捉！可想我们第一夜放的是什么哨！”
　　那天迷路的不仅仅只有德国兵。卫生员拉尔夫。斯皮纳和二等兵“宝贝”爱德华。赫夫龙回巴斯托涅去搞药品。在战地救护站斯皮纳弄了些想要的东西（101师的药品已经越来少，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两个E连的人匆匆吃了顿热饭，虽然不想离开炉子，但随着夜幕降临，他们不得不归队。
　　赫夫龙提议从树林里抄近路，斯皮纳同意了。赫夫龙带路，突然他掉进一个坑里。紧接着传来一声惊叫，随后赫夫龙下面有声音大叫：“欣克尔，欣克尔，是你吗？”
　　赫夫龙迅速跳出散兵坑，向反方向拔腿就跑，大叫：“去他妈的欣克尔，德国佬！”他和斯皮纳掉转方向，最后总算找到了E连的岗哨。
　　（斯皮纳回忆这件事以后说：“直到今天，每次看到宝贝，我就问他欣克尔还好吗，或者问他最近看到欣克尔了吗。”）
　　在连队中，卫生员是最受欢迎、最受尊敬、最受刺激的人。他们的武器是急救箱，在前线哪儿有人喊受伤哪儿就有他们。福利中尉对卫生员尤金。罗就赞赏有加：“哪儿需要他，哪儿就有他，你经常不知道他是怎么到那儿的。他的勇敢、他对伤员的英勇救护从未得到承认。在一次激烈的交战中他的事迹尤为突出，之后我就推荐他获得银质奖章。可能我用词不妥，也许戴克中尉不同意，或者被上面的什么人搁在了一边，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如果有士兵因为冒着严寒，在冰天雪地里战斗，在枪林弹雨的旷野和森林里穿梭，应该获得一枚奖章的话，那他一定是我们的卫生员尤金。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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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0日，506团1营和德索伯里分队的剩余人员撤离诺维尔，进入后方。E连等待的攻击并未发生。1营沉重地打击了德军，致使他们转而去攻打防御圈的其他地方。E连遭到了大炮和迫击炮火的轰击，但没有受到步兵的攻击。
　　12月21日下了一场雪，雪很软，但很干。雪不断地下，积了6英寸……12英寸。气温降到了冰点以下，甚至树林里也刮起了风。官兵们感到生来从未有过的寒冷。他们只穿着伞兵靴、作战服和战壕雨衣。没有羊毛袜，没有长内衣裤。有人跑到巴斯托涅，取了些面粉布袋和床单回来，可以稍稍御寒、遮挡一下。在散兵坑里和哨位上，他们把毯子裹在身上，把粗麻布裹在靴子外面。粗麻布在雪里浸湿后，靴子、袜子也都湿了，寒冷刺骨，不住地打冷战。战士们看上去就像是乔治。华盛顿在福吉谷的部队，而且还要挨子弹，没有藏身之地，更谈不上生火取暖。
　　与第1集团军在一起的情报处长拉尔夫。英格索尔上校是这样描绘刺骨的寒冷的：“我穿着毛内衣、毛军装、装甲部队作战服、一件有弹性袖口的装甲部队野战夹克、一件厚重的带衬里的战壕雨衣、两双厚厚的毛纺袜、一双作战靴，外面还套着橡胶套鞋、围着围巾，但行驶在阿登地区，我从未记得暖和过。”
　　E连的战士们没有像样的袜子和橡胶套鞋,脚总是又冷又湿，战壕足病很快就成灾了。卡森下士记起有人教他按摩脚可以防止战壕足，于是就脱了靴子，按摩起脚来。一颗德军子弹射来，击中了他所在散兵坑上方的一棵树，碎片撕裂了他的脚，切入了他的大腿。他被撤回巴斯托涅。
　　在镇上建起的医院里，“我向四周看了看，从来没见过这么多伤员。我叫来一名医生，说：'嘿，你们这里怎么有这么多伤员？我们有部队在撤退吗？'”
　　“你没听说吗？”医生回答。
　　“我他妈的一点也不知道。”
　　“他们把我们包围了－－这帮该死的混蛋。”
　　麦考利将军关照每个伤员都要有酒聊以慰藉。医生给卡森一瓶薄荷甜酒。“我当时甚至不知道这是什么酒，但直到今天我还爱喝这种薄荷甜酒。”德国空军当晚轰炸了那个镇。卡森趴在手和膝上以减少震荡。他病了。“谢天谢地有个头盔，我那瓶喝剩一半的薄荷甜酒在头盔里还绿着呢。”
　　大多数情况下，E连官兵的食物只有K号干粮，还不及当初在莫米昂的时候。连队炊事员想在天黑后给大家端碗热饭，但送到散兵坑士兵手中时早已凉了。饭菜主要是白色菜豆，据雷德中士说这种豆“看着就让人作呕”。炊事员乔。多明格斯找了些起酥油和玉米粉，做成玉米糊，送到时也已冰凉了。士兵们只得用K号干粮中的柠檬粉拌上雪做成甜点。
　　在前线，白天艰难，夜晚更加痛苦。白天，虽然炮火时断时续，有时还有机关枪打过来，但狙击兵却一直很活跃。到了晚上，不祥的寂静常被敌军迫击炮恼人的轰声打破，紧跟着是伤员的呼叫声和“大家就位，准备迎战”的命令声。随后又是一片不祥的寂静。
　　每隔两个小时，排里的士官就叫醒散兵坑里的两个士兵，带他们到哨位换岗。“去哨位的那段路总令人惶恐不安，”克里斯坦森回忆说，“你看着每个影子都觉得可疑，每个声音都好像不对头。很不情愿地走近哨位，哨兵的影子又看不清楚……是德国人吗？这个疑团总是不散……然后终于认出了美军头盔。你觉得这种情况挺可笑，但毕竟是给换下来了。你转身回到散兵坑。这一过程每两小时就得重复一次。”
　　在散兵坑里，弟兄们想睡会儿觉，但地方太狭窄了（通常只有6英尺长，2英尺宽，3至4英尺深，住两个人），根本不可能睡着。不过，两个人躺在一起至少可以相互取暖。赫夫龙和二等兵艾尔。维托第二夜倒是着实地睡了一觉。维托的腿重重地压在了赫夫龙的身上，把他弄醒了。维托开始摸赫夫龙的胸脯，赫夫龙用胳膊肘在他的肚子上捅了一下。维托醒过来，质问怎么回事。赫夫龙气呼呼地告诉他后，他笑了，说梦见了自己的妻子。
　　“艾尔，”赫夫龙说，“我帮不了你，因为我穿着作战靴、伞兵裤和战壕雨衣，脱不下来。”
　　在其他的散兵坑里，士兵们相互闲聊，以此来缓解紧张气氛。中士雷德和二等兵唐。胡布勒来自俄亥俄河边的同一个镇。“唐和我整夜地聊，内容涉及家乡，我们的家庭，那儿的人，那儿的地方，我们怎就落到了这个鬼地步。”斯皮纳还记得和他散兵坑的朋友闲谈的情景。“我们谈政治，谈世界上的问题，还有我们自己的问题。但愿先能喝上一杯，再吃顿热饭。我们谈回家后打算做些什么，谈想再过一两周去巴黎旅行，看看歌剧。但是，谈得最多的还是回家。”
　　托伊中士刚从医院回来，不喜欢夜晚炮声间隙时的寂静。他常用唱歌来打破沉默。他最爱唱《我就要见到你了》。赫夫龙叫他不要唱，德国兵肯定会听到的，托伊还是唱。据赫夫龙说，“乔打仗比唱歌棒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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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在前线散兵坑里不好受，站岗更难受，出去战斗巡逻糟糕。但总得有人去。第8集团军就是因为人手不够，巡逻不严，致使12月16日德军发动大规模袭击时措手不及，引起一片恐慌。
　　12月21日，皮科克中尉派马丁中士前往1排的各个散兵坑，通知“所有士官回排部集合，马上”。人到齐后，排长皮科克中尉厉声喝斥，止住了种种议论。“稍息。营里需要组织一个排进行战斗巡逻，我们排被推举担任这项任务。”他停了停，没人说话，又接着说，“我们知道德国鬼子就在我们主防线前面的树林里，但我们不知道他们有多少人，他们的主防线和哨所分布在哪里。现在，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搞清楚这些情况，可能的话捉几个俘虏回来。”
　　接着是一连串的提问。1班长克里斯坦森中士问道：“袭击的计划是什么？”
　　“各班取何位置？”迫击炮班的穆克中士问。
　　“我们在树林里失去联系后该怎么办？”2班长兰德尔曼中士问道。
　　皮科克没有现成的答案。“我们到树木后你们自然就知道了。”他只能这么答。克里斯坦森暗骂：狗娘养的，情况知道得这么少，肯定又是一次乱七八糟的行动。
　　“我们13时出发。”皮科克最后说。
　　“妈的。”克里斯坦森心里骂道。跟着这么个糊涂蛋，不计划好就潜入德军前线一定又是个巨大的、草率的、战略性的错误。但回到队里，他什么也没说，只命令他们备好武器弹药，准备13点出发。
　　12点时，1排在主防线后几米处集合，围在牧师马洛尼的身边。他咏颂了圣餐前的祈祷词，宣布将赦免各位信徒所有的罪孽，向想要圣餐的弟兄发了圣饼，并祝大家“好运”。
　　将近13点时，全排在主防线后面的树林里集合。皮科克“像只受惊的兔子一样”看着克里斯坦森。他没有作特别的指示，也没有交代计划，只是说：“好了，弟兄们，我们出发。”
　　一排人沿着铁轨进到全营的最右边。他们经过D连的位置后就开始向德军方向前进，铁轨在右，树林在左。大伙走得很慢，排成纵队，时不时地停下来。走出主防线约200米处时，皮科克叫军士们到前边来，下达命令说：每班成两路纵队，并派出两名侦察兵；各路并进，直至与敌军交上火。
　　1排冲进树林。不一会儿，各纵队彼此失去了联系，各班和本班的侦察员也失去了联系。雪软软的，踏上去没有吱吱嘎嘎的声音。万籁俱寂。德国人一挺机关枪来了个短点射，打破了沉静。2班的侦察员二等兵约翰。朱利安颈部被击中，3班的侦察员二等兵詹姆斯。韦灵也中了弹。
　　E连的机关枪手架好机枪，准备还击。1班的二等兵“哑嗓子”罗伯特。史密斯朝德军机枪的方向打了个长点射。他停下来时，德国人又打来一梭子。克里斯坦森大声喊马丁，没人应。叫兰德尔曼，没人应。叫皮科克，没人应。只有德军的枪声。
　　克里斯坦森想，1排的人所剩无几了。他又喊了一声。“大牛”兰德尔曼从树林里出来答应。“看到马丁和皮科克了吗？”兰德尔曼说没有。又一阵机关枪火穿过树丛射过来。
　　“我们必须转移。”兰德尔曼说。他和克里斯一起喊马丁。没人答应。“离开这个鬼地方。”克里斯提议说。“大牛”同意了。他们朝弟兄们的方向喊了声“撤”，然后撤回到铁路线。在那儿，他们碰到了马丁、皮科克和排里的其他人。
　　这次巡逻不是很成功。1排找到了德军的主防线，并发现德军警戒分队人不多而且拉得很开，但1排有一人牺牲－－朱利安，一人受伤，却未能带回一个俘虏。当夜，他们呆在散兵坑内不住地哆嗦着，吃着冰凉的豆角和自拌的糊糊，盼着天气能晴一点，以便101师能得到来自空中的补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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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几天的情况也差不多。E连派人巡逻，德国人也派人巡逻。偶有炮击。机关枪火零零星星。寒冷刺内。药品短缺。没有热的食物，吃不饱。不断打颤消耗的能量得不到补充。二等兵们睡眠不足。军官们几乎没有觉睡。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大家四脚几近麻木，反应迟钝。
　　子弹穿过树丛时木片、树枝、树杆、金属片纷纷落在散兵坑上方。为保护自己，大伙想用长木头盖住洞口，但没有斧头砍树很困难。为解决问题，有人把两三具德军尸体盖在上面。
　　最令人发疯的是美国大炮不能回敬德军炮弹，也无法中止德军的行动。每当E连的哨兵看到德军的卡车和坦克在敌方前线来来回回，运来美国兵最缺的子弹和食品时，均感到万分羡慕。在后面的巴斯托涅，美军也有很多炮，包括105和155毫米口径的榴弹炮。被包围的前几天他们很活跃，德国人刚想冲过主防线，美军就全力开火。但到23日，弹药就所剩无几了。温特斯记得听说惟一一门在他左边封锁福伊－－巴斯托涅公路的大炮只剩下三发炮弹，还得留着对付德军坦克－－说不定它们会来攻打那条路。这也就意味着E连和2营没有大炮支援。而此时连里每门迫击炮只有6发炮弹，每个步枪手只有一布袋子弹，每挺机关枪只有一箱子弹。
　　好在那天雪停了，天也放晴了。C－47飞机投下了装备、药品、食品和武器。美国炮兵重新恢复了行动，遏制了德军在白天的活动，壮大了主防线的士气。K号干粮随着弹药一起发了下来。但供30口径的轻机枪和M－1步枪使用的子弹还是供应不足，24，406份K号干粮只够吃一天左右。投下的毯子也不多，不够每人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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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官们留意着精神崩溃的迹象。温特斯意识到二等兵利布高特已处于发疯的边缘了，就把他要回营部当勤务员。这样利布高特就可以休息一下，缓解从主防线上带来的紧张情绪。“离前线只有50码之遥，紧张状况却有天壤之别。”温特斯写道。
　　需要去巡逻时，真不想动弹，甚至更想以战壕足、手脚冻僵或严重腹泄为由去救护站呆着。“如果所有有正当理由的人都借此离开主防线去巴斯托涅救护站的话，”温特斯写道，“那么根本就不会有什么主防线，最多也只能剩下一溜前方哨所。”
　　想通过自残干脆离开战场的念头也很强烈。早上8点才出太阳，下午4点天就黑了。在16个小时的长夜里，呆在外面冰冷的散兵坑中（一到晚上洞真会收缩，地面冻结），很容易就会想到给自己的脚射一枪是多么简单。只有一点点疼－－脚冻僵后觉不出疼－－然后就能被送回巴斯托涅。在温暖的救护站，有热腾腾的饭吃，有床睡，一切全解脱了。
　　所有的人都有这种想法，但E连所有的弟兄都抗住了这种诱惑。确有人脱下靴子和袜子冻伤了脚，离开了那里。但对于其他人除非有正当理由，否则决不离开。温特斯写道：“有人受了重伤要撤离时通常非常高兴，我们也为他高兴－－他可以离开这里去医院，甚至回家，活着回家。”
　　“若有人死了－－他看起来很'安详'，他的苦难便就此结束了。”



　　圣诞夜的早上天刚亮，温特斯就出去视察主防线。他走过戈登下士时，“他的头上裹着块大毛巾，外面套着头盔。沃尔特坐在自己轻机枪后面的散兵坑边。他看起来像冻僵了，木然地盯着前方树林。我停下来，向后望了望他，突然意识到：'天哪，戈登已经长大了！他是个男子汉了！'”
　　半小时后，8点30分，戈登给自己煮了杯咖啡。他把咖啡渣放在手榴弹盒里：“我用小煤气灶化了些雪，煮了这杯可人的咖啡。”他刚呷了口，哨兵就进来通知有德军企图渗入E连的防线。他的班长“勇士”泰勒中士叫他“赶快架好机关枪”。
　　戈登擦掉枪上和枪边弹药盒上的雪，告诉助手二等兵斯蒂芬。格罗茨基注意观察，提高警惕。德国兵射来一枪。子弹击中戈登左肩，从右肩穿出，掠过脊柱，他颈部以下瘫痪了。
　　他滑到散兵坑洞底。“杯子跟着我落下来，热咖啡洒在大腿上。直到今天我还能看见热气向上冒。”
　　泰勒和厄尔。麦克朗出去找向戈登开枪的人，找到后就把他射杀了。希夫提。鲍尔斯住在旁边的洞里。正如沙姆斯所愿，他完全康复了。希夫提来自弗吉尼亚州，是个山里人，有印弟安血统。年轻时常常去猎捕松鼠，能发现树林里的任何风吹草动。看见树上有个德国兵，他举起M－1，一枪就把那人毙了。
　　戈登最好的朋友保罗。罗杰斯和吉姆。阿利以及3排另一名战士冲向戈登。他们把他拉出洞，拖回树林里。戈登说：“就像把角斗士拖出竞技场一样。”到了个有遮掩的地方，他们把戈登放平后检查。卫生员罗过来扫了一眼就说伤势严重。罗给戈登用了些吗啡并准备用血浆。
　　利普顿中士过来看能帮些什么忙。“沃尔特脸色灰白，眼睛紧闭，”利普顿回忆道，“他看上去已奄奄一息。”天气异常寒冷，利普顿觉得血浆流得太慢，拿过罗的瓶，塞进衣服，放在腋下温热。
　　“我正低头望着沃尔特的脸，他突然睁开眼睛。'沃尔特，你感觉怎么样？'我问。'利普顿'他说话的声音大得惊人，'你踩着我的脚了。'我向后跳起来，往下一看，正是如此。”无线电呼来一辆吉普车，把戈登撤到救护站。
　　德国人继续攻打，并加强了火力。由于E连的步枪、机关枪、迫击炮、手榴弹的合力反击，加上大炮的巧妙配合，德国兵伤亡惨重，最终撤退了。后来，利普顿数了数躺在树林前的德国兵尸体，共38具。韦尔什中尉受了伤，被撤了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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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诞夜那天下午，官兵们收到了麦考利夫将军的圣诞祝辞。“你们会问：'圣诞快乐'，这有什么可快乐的？”祝辞以这个问题开头。“这是因为：我们顶住了从东、南、西、北投向我们的枪弹。我们已经见识了四个德国装甲师、两个德国步兵师和一个德国空降师……德国人包围了我们，他们的收音机大声宣布我们的末日已到。他们的司令是这样傲慢无礼地要我们投降的。”（接下来是四段“德军司令”致“被包围的巴斯托涅镇美军司令”的信，要求“被包围的美军部队光荣投降，以免全军覆灭”，签署日期是12月22日。）
　　麦考利无的祝辞接着说：“德军司令收到的回答如下：'1944年12月22日。致德军司令：屁话！美军司令。'
　　“我们给祖国和家中的亲人献了一件珍贵的圣诞礼物，有幸参加这次英勇的战斗就是给自己过了一个愉快的圣诞节。A。C。麦考利夫司令。”
　　前线的战士并不像麦考利夫将军那样快乐。他们的圣诞晚餐只是冰凉的白色菜豆，而师部的人却在吃火鸡宴，餐桌上铺着桌布，摆着小圣诞树，刀、叉、盘齐全。
　　在外面的主防线上，雷德中士很不忍心在圣诞夜让士兵们去站岗。他儿时的老友唐。胡布勒下士建议：“今晚为何不由我们值班，让他们睡觉。把休息作为一件圣诞礼物送给他们。”雷德表示同意。
　　夜幕降临后，他们来到哨位。他们真是冻得可怜。刺骨的寒风让人觉得远在零度以下。雷德回忆说：“这一夜我们谈赶快自己的家庭，我们的家人，他们在怎么过圣诞夜。唐肯定家里所有人都在教堂为我们祈祷。”
　　圣诞节那天，德军又发起了攻击，所幸的是E连在巴斯托涅的另一头。第二天，巴顿的第3集团军，以克赖顿。艾布拉姆斯中校率领的第37坦克营为先锋，突破了敌军防线。101师终于被解了围，与美军军需品供应站取得了地面联系。很快，卡车送来了充足的食品、药品和弹药。伤员得以撤退到后方。
　　泰勒将军回来了，视察了前线。据温特斯称：“他神采奕奕。临离开前，他的指示是：'小心前方的树林！'妈的，他以为他在华盛顿时我们在干嘛？”
　　（温特斯对泰勒有意见。在一次采访时他说：“那时泰勒将军在华盛顿度完圣诞假回来了……”我打断他说：“这么说不公平。”“是吗？”“他是被召回去作证……”温特斯打断我的话，说：“我不想公平。”）
　　解围后他们看到了外界的第一批报纸。101师的官兵得知作战期间他们就已经成为了神话。正如该师的史志所载，这个神话“被世界各地的新闻、广播大加渲染，一天一万份的地图指出在现代史上美军最惨重的崩溃浪潮中这个仍然坚持作战的地方。报纸和广播说，一个忧心忡忡的民族正需要鼓舞与希望，而几天来，每天清晨，映入人们眼帘的正是他们在坚持作战这一鼓舞人心的场面。他们的故事也就因此更加神奇了。陆军部早在部队开始行动之前就已向外界宣布该师已经进入巴斯托涅，所以在他们德雨腥风的一个月结束之前，外界已经认为101师是巴斯托涅堡垒的坚强战士。报纸和广播让人们看到：惊恐和失败情绪笼罩下的他们却英勇顽强；在生活条件差、天寒地冻、物资极度匮乏的情况下他们却表现出非凡的勇气和乐观；德军的一封劝降信和美军的一封两字回信；真正的战友情谊；……勇气回上战友情谊炼就了一支德军打不败的队伍。”
　　当然，第10装甲师的第2分队也在巴斯托涅，但媒体并没有提及。而且82空降师在突出部北端的战斗同样奋不顾身、伤亡惨重，这场战斗无论如何也是和巴斯托涅之战一样意义重大的。但他们没有被包围，因而也没有受到媒体对101师那样的关注。
　　然而101师还是有怨言。今天人们所知的突出部之战的故事，是乔治。巴顿和他的第3集团军的一部解救了被困的101师，就像骑兵去救大篷车上的住户！101师的官兵谁也不认为他们需要别人来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