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连》小说原文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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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引用mooncat在2003-11-23 18:38:35的发言：
好多啊，一贴一贴看好麻烦，把原址告诉我OK?

原址也是帖子的
要不我做个TXT给你？

而且论坛对字数有限制
所以我就一段一段的转了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3-11-23 18:47:00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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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章　开始认识敌人

　　　　　　　　　　　　　　德国

　　　　　　　　　　　1945年4月2日－30日

　　E连的弟兄们对德国人的认识，取决于他们各自的先入之见和经历。一些人找到了加深对其仇恨的理由，另一些人则喜爱这个国家和人民。但是，最终几乎每个人都改变了原先的看法，对德国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一般说来，美国大兵对在二战期间所遇到的外国人的看法大抵是：阿拉伯人是卑鄙的小人、说谎者、贼，并且肮脏、丑陋，无一可取之处；意大利人爱撒谎，是小偷，并且邋遢，怪异，他们有许多长处，但永远不值得信任；法国的乡下人老是愁眉不展、反应迟钝且忘恩负义；而巴黎人则贪婪、狼狈，他们谁都欺骗，不管是德国人还是美国人；英国人勇敢，机敏，优雅，但却保守、沉闷。荷兰人，就像前面所说的那样，不管哪一方面都是完美的（但除了空降兵外，普通美国大兵都没有到过荷兰）。
　　然而，他们最后得到的认识却完全出乎意料。普通美国大兵们发现自己最喜欢、最愿意与之相处的、与自己最相像的竟然是－－德国人。整洁、勤奋、守纪律、有教养，中产阶级的品位和生活方式（许多美国兵发现，就他们所知，除了美国人外，德国人是世界上惟一一个将抽水马桶和柔软的白色卫生纸看成是不可或缺的必需品的民族），提到德国人，许多美国兵都说“他们跟我们太像了”。
　　美国兵带着赞赏的眼光注意到：战斗头一天刚进行过，第二天早晨德国人就开始清理战场上的瓦砾；而相比之下，法国人却是不会花费精力去清理废墟的。很显然，他们也极其欣赏德国的少女，而且也没有什么德国小伙子和他们竞争。他们喜爱德国菜和啤酒，但他们最爱的还是德国的民宅。
　　从莱茵河到巴伐利亚再到奥地利，他们住过许多民宅，有时甚至每晚换一下。在这些民宅里，他们都会毫无例外地发现冷热水、电灯、舒适的盥洗室和手纸以及烧炉子的煤。
　　韦伯斯特曾记录过这段时期的生活：“在陆军部队里，下防后能够回到自己的家，是一件让人感觉无比兴奋的事。我们打开大门，将那充满敌意的黑暗抛到身后。屋子里罩着防空遮灯窗帘，灯光闪烁。我们把步枪挂在衣帽架上，抖干雨衣上的水。悠闲的聊天声从厨房传来，让人觉得温暖、安定。炉子上正煮着一壶咖啡，想喝的话可以自便。里斯正在说着他的伦敦时的情妇，詹诺威克、希克曼、科利特和肖提在玩二十一点。你可以在水池里洗手，这儿就是家，我们属于这儿。几个关系融洽的朋友，一间干净、明亮的房子，一杯咖啡－－这儿简直就是天堂。”
　　更妙的是，在这儿兄弟们不会遭到攻击，也不用向别人开火。这就难怪他们中的这么多人如此喜爱德国。但正如韦伯斯特所说：“在解释美国大兵为何喜爱德国人时，恐怕不能不指出，他们在这个敌国土地上享受到的物质条件是在其军旅生涯中任何别的地方都不曾享受过的。”
　　E连的弟兄们在德国的经历表明，战争期间德国的经济状况要比英国、法国、比利时和荷兰要好得多。当然，到1945年4月中旬的时候，德国的大城市已是一片世界末日的模样，但在乡村和小城镇，虽然一些主要的连接主干道的道路受到了一定破坏，但房屋基本上完好无损，大多数人认为在1945年只有美国才有的丰衣足食的景象，在德国民宅里也同样存在。
　　不过，也并不是所有的美国士兵都被德国所诱惑，韦伯斯特就是其中之一。他是怀着一种复杂的心态进入德国的：他不喜欢德国人，他认为所有的德国人都是纳粹，但他也不完全相信宣传中说的集中营之类的暴行。他发现德国人“面部表情过于严厉”。他觉得法国人“死气沉沉甚至正在腐烂”，但德国人只是“一只失去战斗力的老虎，舔着伤口，但这只是暂时的休整，它的胸中燃烧着仇恨的火焰，时刻准备着卷土重来。而且它的确做得到”。
　　但即使是韦伯斯特也不由得被德国人所吸引。4月14日，他在给父母的信中写道：“迄今为止我对德国人的印象是整洁，办事高效，遵纪守法，”他们是经常上教堂做礼拜的信徒。“在德国，每个人都出门劳动，把士兵在野地里挖的战壕填平，不像法国人连一根手指头都懒得动。比起英国人和法国人，德国人更干净，更进步，更有进取心。”
　　上级下达了不准与敌国国民亲善的命令。除公务外，士兵们不得与任何德国人交谈，甚至包括儿童。这明显违反人的本性的荒唐命令是不可能受到拥护的。可军官们，尤其是那些憎恨德国人的军官们都想千方百计使这一命令得以执行。韦伯斯特就对福利中尉过激的情绪感到忍俊不禁。韦伯斯特写道：“福利成了反亲善政策极度狂热的支持者，他甚至下令要求将所有的烟蒂都'拆卸检修'（就是撒碎后再四散丢弃），这样德国人就无法享受美国烟草了。”
　　韦伯斯特还回忆起他和福利挑选民宅过夜时发生的事。“我们走到后院想仔细看看时，一个'可怕'的场景映入眼帘：两个美国步兵正友好地同两个德国姑娘交谈。这一下子激起了福利的反亲善狂热症，将他俩一顿臭骂，'恶劣透顶、令人发指、严重违规、绝对禁止'，然后命令他们离开。这两位风流男子意识到得执行反亲善政策，不容辩解，只好闷闷不乐地离开了。”
　　现在让我们暂打住话头，以E连为例看看作为征服者的美国人的作为吧。在德国，他们任意取走自己想要的东西，但这决不是说他们在德国奸淫妇女、烧杀掳掠、无恶不作。从他们强占民宅过夜而不给任何补偿这点来说，他们的确是无视了德国人的财产权，但至少在他们离开以后，德国人回来时会发现，他们居住过的地方或多或少还算完整。当然也存在一些强奸、虐待个别德国人和抢劫的现象，但事实上，二战中的其他征服军，日本人、德国人、或许绝大多数的俄国人也会做同样的事，只不过方式不同罢了。
　　韦伯斯特讲述了一个道破实质的故事：“里斯对寻找女人比交换鸡蛋有兴趣得多，为搜寻更多的鸡蛋，我们又向西走了1英里，来到一个没有美国兵的较大的村庄。像麦克里里那样，里斯对母鸡显得极不耐烦，却对女人发生了极大兴趣；甭管多大年纪、长得怎样，只要是女人，他都会对我说，'她长得不错。嗨，伙计，她可真是个宝贝儿。韦伯，上去说说话，真他妈的！'不过，一来因为我生性腼腆，二来那些德国妇女看上去好像全都不谙世事，我也就不理会他那心急火燎的样子。另外，德国女人不会在邻居看得到的公众场合对敌人表示友善，她们的友好或许只会出现在室内或晚上。最后，我们到了一个农场，一个丰满的农家少女跟我们打了个招呼。里斯笑了。我拿了一些鸡蛋后，里斯还在不停地朝她使眼色，并且给了她一枝烟和一块巧克力，眼看爱情之花就要绽放在D号干粮（一种新发放的食物包）和切尔西面包构成的美妙花园里时，我关上门走了出去，在太阳地里等着他。里斯出来时，只说了句'落空了！'回家的时候，我带着满满一头盔的鸡蛋，里斯却带着一颗破碎的心。但对那个农场，里斯仍不死心，'还真是一个亲善的好地方呢。'当天晚上在6点的宵禁令实施之前，他又去了一次那个农场，依然无功而返。”
　　如果里斯是一个俄国、德国或是日本士兵，这件事也许就不会这样收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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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连乘坐卡车从莫米昂来到了鲁尔矿区。101师在莱茵河西岸驻扎下来，对面就是杜塞尔多夫。2营的防区北起斯吐尔塞伯格、南到沃林根，其右侧是82空降师，该师正面是科隆。
　　这里与其说是前线不如说是占领区。各排沿莱茵河设置了前哨，人员散居在各个小村庄的民宅里。这里，双方时不时地会有一些零散的炮击，但没有出现轻兵器的交火。
　　每晚都有弟兄放哨。二等兵奥基夫在这里站了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岗。那晚他与同在莫米昂加入E连的二等兵哈里。拉格一起在堤坝边上挖好的散兵坑里放哨。突然，他们听见“砰、砰、砰”的声音。奥基夫在拉格耳边小声说，“你呆在坑里，留一个位置给我，紧急的时候我会跳进来。我到堤坝上去看看那是什么东西。”
　　奥基夫后来回忆道，当他上了堤坝，“我什么也没看见，但那声音却几乎就在我头顶上。突然,一个小型坦克的炮口破雾而出。我大喊一声，'站住，谁？'接着就准备跳下堤坝，跳进拉格待的散兵坑里。”
　　坦克里传来一个声音：“我们是几个英国兵，我们迷路了。”奥基夫命令那人下来接受检查。那人照办了，是个英国中士，他说，“上帝呀，美国人，看到你们真是太高兴了。我们半夜从那个该死的堤坝出发，但找不到出去的路了。”
　　“刚才是什么声音在响？”奥基夫问道。
　　“哦，那个呀，”这个英国人回答，“我们的一根链条出了毛病，每小时只能开行2英里。那是它着地时发出的声音。”奥基夫建议中士让他坦克上的同伴下来，走在坦克前面，否则他们在前面的关卡处还会被盘问。中士表示同意。奥基夫回到了散兵坑，高兴地看到拉格一直用M－1步枪做着防守准备。这个小插曲让拉格和奥基夫对自己有了信心，感到自己已经开始摸着门路了。
　　又一个夜晚，在沿着河岸的另一个地方，奥基夫和一个新加入的二等兵詹姆士。韦灵一起值勤。30岁的韦灵来自西弗吉尼亚，总以E连中年纪最大者自居。而奥基夫恰巧是年纪最小的。尽管韦灵刚刚加入E连，但他已是老兵了，他曾在突出部战役中受伤，从英国的医院出院后自愿加入空降兵，一天中跳了5次伞，全部合格，成了101空降师中的一员。
　　他们正站在齐腰深的散兵坑里放哨时，一辆10吨卡车沿着公路飞驰而过。奥基夫大叫了3次“停车”，没人理会。一共9辆大卡车组成的车队，一辆紧跟着一辆伴随着发动机的呼啸声从他身边疾驰而过。
　　“当你大喊'停车'而你知道没人理会时，该怎么办呢？”奥基夫问韦灵。
　　“那你也没办法。”韦灵回答。
　　半小时后，卡车又全速开了回来，只是这一回只剩8辆了。
　　“吉姆（詹姆士的昵称），这条路往下走是什么地方？”奥基夫问道。
　　“不知道，没人告诉我。”
　　45分钟后，斯皮尔斯上尉出现了，“简直疯了，”他朝韦灵咆哮，“你为什么不阻止那些卡车？那儿的桥塌了，一辆卡车现在悬在那里了。”奥基夫在这之前就听说过有关斯皮尔斯脾气很爆的许多故事，这时只能等待着最可怕的后果。但韦灵却咆哮着回击斯皮尔斯：
　　“我们怎么阻止那些不要命的见鬼的卡车？再说，为什么没人告诉我们桥塌了呢？见鬼，我们甚至不知道那儿有座桥。”
　　“还有个哨兵在哪里？”斯皮尔斯问。
　　奥基夫从阴影里往前走了一步，行了个持枪礼，尽可能壮着胆子理直气壮地答到：“在这里，长官。”斯皮尔斯哼了哼，离开了。
　　也许是第二天，也许是几天以后的一个晚上，一辆没有打信号灯的吉普车开了过来。韦灵喊了一声“停车！”吉普车里坐着斯皮尔斯上尉和另外一个上尉，后座上坐的是一位少校。韦灵喊了一声口令，斯皮尔斯用平时说话的声调答了回令。韦灵没听清，又重复了一遍口令。斯皮尔斯以同样的声调又答了一次，韦灵仍没有听清。紧张又有点迷惑的奥基夫用M－1步枪对准了后座上的少校，他再靠近一看，原来是温特斯。
　　韦灵第三次盘问口令。开车的上尉终于意识到韦灵没有听清楚回令，于是大声喊出回令。斯皮尔斯跳出吉普车对韦灵大骂起来。
　　韦灵打断了他：“我说'停车'，你就得停车，我给出口令，就一定要听到回令。”斯皮尔斯气得要对韦灵进行惩罚，温特斯打断了他。“走吧，上尉。”他压低声音说。就在他们发动车子的时候，温特斯对韦灵喊了一声：“干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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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兵们有时需要渡过莱茵河去巡逻，当时350米宽的莱茵河正发着大水，水急浪大，但除此之外，过河巡逻并没有什么危险。4月8日，温特斯接到派兵到河对岸去巡逻的命令，他决定在观察所里对巡逻队进行监控，以保证无人员伤亡。温特斯设定了巡逻目标，安排了掩护的炮火，巡逻队踏上东岸的每一步都是在他的监控之下完成的。韦尔什中尉作为营里的情报参谋，一直陪在他身边，对温特斯严格坚持按安全规定，决不往前多走一步的做法很不以为然。温特斯后来回忆说：“我们进行了作战巡逻行动，在对岸没有发现异常，所有的人都安全返回了。”
　　大多数的巡逻行动都像这样无功而返。马拉其讲述了这样一件事，一个替补军官组织了一次巡逻，渡过河后向内陆进发了数百码，一个敌军步兵开了火。此军官通过无线电汇报说遭遇了激烈的抵抗，最后他终于回到了友军的防区。他的弟兄们为他的脱险松了一口气，同时对他的行为感到不齿。
　　几天后，事情就不再这么理想了。这次带队巡逻的是威廉。李奇少校，他刚被辛克提升为团里的情报股长。他佩着少校军衔一回到莫米昂就受到了大家无情的嘲笑：“李奇，你什么时候带队巡逻啊？”他的同级军官问他。大家嘲笑他是因为他从未参加过战斗，什么勋章也没得过。温特斯曾说他是“依靠人格和交际技能得到提升的一个好的参谋”。李奇决心在军队里干出一番事业。他感到自己需要一枚勋章。
　　4月12日晚上，他带领团部情报股的4个弟兄渡河巡逻。但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没有把这次巡逻行动告诉任何人。正在执行警卫任务的E连弟兄们听到巡逻队用划艇渡河时的划水声，对他们而言，只要没有被告知该时刻有美军的巡逻任务，那么所有的船只搭载的都是敌军。于是，他们朝船开了火，很快机关枪也加入了进来。船断成两截，船上所有的人，包括李奇本人，都被击中落水。他们痛苦地喊叫起来，而机关枪手根本不予理会，一直猛烈地朝他们射击，直到他们的尸体被水流冲走。几天后，他们的尸体在下游被发现。在E连弟兄们看来，李奇和4个弟兄“死得既不必要也不可原谅，因为李奇犯了一个显而易见、不可宽恕的错误”。




　　那天，罗斯福总统逝世的消息传到了E连。温特斯在日记中写道，“好消息－－麦利中士（F连）被提升为上士；坏消息－－罗斯福总统逝世了。”
　　“就像春天和复活节的百合花那样，”韦伯斯特在给父母的信中写道，“我一向不大在意罗斯福的存在，但现在他真的走了，我才有点怅然若失起来。”
　　艾森豪威尔命令所有部队都要在4月14日星期日这一天为罗斯福总统举行一个简短的悼念仪式。E连以排为单位举行悼念仪式。“从来不曾仰慕罗斯福总统”的福利中尉将排里的弟兄们集合起来，他从自己的野战背包里拿出一本圣约瑟祷告书，从中找了一段祈祷文念给兄弟们听。后来，他宣称自己是“惟一把富兰克林。罗斯福作为天主教徒而为之举行葬礼的人”。



　　总的来说，E连在莱茵河边守卫鲁尔矿区期间的生活是单调无味的。“时间实在难捱，”心生厌恶的韦伯斯特写道，“我们无聊到每天都检修一遍步枪。我们除了晚上在交叉路口站站岗，白天听福利中尉做个简短的时事报告外，别的时间就没有事可干。”他们精力充沛却鲜有发泄的途径，只好靠体育活动来打发。他们找了一些网球拍和球，在后院的场地上打起了网球，或在附近的场子上玩垒球。
　　韦伯斯特没有什么运动才能，但他的好奇心却不小。一天，他和二等兵约翰。詹诺威克爬上了一个高达250英尺的工厂烟囱，在那个高度上他领略到了一种好像“实现了毕生的雄心壮志的感觉”。到达最高点以后，他们俯瞰着河那边的壮观景色。韦伯斯特觉得，尽管“我们放眼望去到处都是工厂、铸造厂、钢铁厂、制糖厂和金属板材制造厂，但鲁尔区看上去仍毫无生气，就像是被肢解了的芝加哥、匹兹堡或圣路易斯。”



　　4月18日，德国在鲁尔区的抵抗结束了，32万多名德军投降。
　　E连被派去守卫多尔马根的一个难民营。那里有成千上万的难民，有波兰人、捷克人、比利时人、荷兰人、法国人、俄国人和其他一些被纳粹占领的欧洲国家的民众。他们生活在同一个简陋的收容所，根据性别被隔离开来，个个饥肠辘辘，各个年龄段的都有。刚一解放出来，他们最直接的冲动就是赶紧休息和娱乐，这是他们过去几年里最缺乏的。韦伯斯特描述说：“他们心满意足于什么事也不做，他们在德国人手下辛苦地劳动却只得到很少的食物。现在他们终于可以休息了。”
　　难民们都很快乐，整日唱着歌，而且他们乐意听士兵们的吩咐，这使E连的弟兄们喜欢上了他们。帮厨已经成为过去了。在看守难民营之后，E连的弟兄们再也没有削过一个土豆、扫过一间屋子、洗过一个野战食具，打扫过一次空地。这些事都被难民们做了，美国人支付酬金时十分大方，这也让难民们乐于为他们做事。
　　还有不少的弟兄找到了既能当侍从又能做儿子的难民。鲁兹就收养了一个瘦弱的小男孩－－穆其克，穆其克穿着一双过大的破烂鞋子，他的父母死在难民营。穆其克那黑黑的大眼睛和机灵的、充满活力的举止深深打动了鲁兹。他给穆其克找了一套军装，而且在德国服役期间一直把他带在身边，在行进的路上还教给他一些军队里常用的脏话。正如该师的史志所记录的，“尽管上级严令禁止带着难民走，但种种迹象表明带难民行进的事时有发生，难民中的一些人从不在集合的队伍里出现，他们说着蹩脚的英语，并且看来做了大量的厨房杂务。”
　　简而言之，E连就是这样开始了德国之行，这段日子无论在哪方面都是无可挑剔的。每天晚上都有舒适的房子住，绝妙的食物和酒，基本上想要什么就可以拿什么，还能在专用的高速公路上行驶，悠闲地坐在橡胶胎的大汽车上，欣赏着奇异的景象：一边是令人热血澎湃的阿尔卑斯山，另一边是德军－－这支曾经是世界上最令人闻风丧胆的军队－－戏剧性的溃败。还有随身“侍应”对他们的惟命是从。
　　但有一点却不如他们的愿。他们原想带走一些难民营中的女孩，但他们在这些女孩身上却和在德国女孩身上一样什么好处也没得到。像其他地方的美国兵,他们也以为D号干粮和几个切尔西面包就可以打动女人的心，不料这招根本就不奏效。
　　此前的一段日子里，连里一些父辈具有捷克或波兰血统的人都特别兴奋。他们搭上了所有的空闲时间，不分日夜地用他们那点儿有限的语言能力去追求那些来自他们父辈土地上的结实而胸部丰满的农家少女。但这些带有天主教家教和中欧背景的姑娘们都很洁身自好，这让他们的期待又落了空。
　　对韦伯斯特来说，难民营激起了他对德国人的仇恨。“这些人为什么会在这里呢？”他问自己。他们可是什么也没有做过啊。没有政见，没犯过罪，什么财产也没有。他们之所以在这儿只是因为纳粹需要劳动力。
　　“这就是德国，这就是他们所干的一切，”韦伯斯特得出了结论，“德国人把这些人从他们的家乡抓来，强迫他们在第三帝国的某个工厂里劳动一辈子。这里还有婴儿和老年妇女，有很多无辜的人被强制住在带刺铁丝网围着的简陋的收容所里，每天像奴隶一般为铁石心肠的雇主干12个小时的活，吃的是甜菜汤、发霉的土豆和黑面包。这就是第三帝国。对这些人来说，所谓的新秩序就是：干到死为止。这些德国人根本不顾别人的死活，一心想着德国自身的利益，要把整个欧洲大众变成自己的奴隶。”在韦伯斯特眼里，“德国人都有罪，没有一个是清白的。”
　　守卫任务仅持续了几天。重新回到莱茵河后，温特斯制定了一个训练计划，包括早上按号音起床，列队集合，检阅部队，军体操和密集队形训练，班战术演练，地图识别，一直搞到吹了降旗号才结束一天的训练。这就好像又回到了新兵基本训练阶段，弟兄们都颇有怨言。
　　由于部队又处于后方梯队的区域，上下级关系又得到强调，这就增大了军官与士兵之间的距离。拉尔夫。D。里奇中尉是一个雄心勃勃的新补充来的军官，在营里担任人事行政参谋，就特别地招人讨厌。一天他把连里弟兄集合起来检阅，一个德国的老年妇女骑着自行车不经意间从队伍中间穿过。里奇暴跳如雷，给了那妇女一拳，把她从车上打翻在地，那女人哭了起来，里奇朝她大发雷霆，叫她立即离开。弟兄们对他这种举止都十分不满。
　　第二天，E连的弟兄们进行时速5英里的强行军，由里奇带队。途中，弟兄们卷着衣袖，以尽可能舒服的姿势背着武器。里奇被激怒了。他叫连队停下后，把弟兄们痛骂了一顿。“我从来没见过这样松垮垮的连队，”他咆哮着，“连里120个人，我就看到了120种不同的背枪姿势。可你们这些家伙还觉得自己是军人呢！”
　　这件事激起了韦伯斯特的满腹牢骚。“这个人居然在快速行军中因为我们想舒服一点就责骂我们，他真让我们为身上的军装感到羞耻。”他写道。“这就是军队。军官们是绅士，只要我高兴，想怎么做就可以怎么做。不准顶嘴。你是个兵，你懂什么？你要是有一点能耐的话，你早就成军官了。来，替我扛铺盖卷儿。把我的房间扫了。把我的卡宾枪擦干净。是，长官。你为什么不向我敬礼？没看见我？那好吧，退回去好好敬。少尉、中尉们，愿上帝保佑他们。他们的特权总是高于职责啊。”
　　也并不是所有的军官都像里奇那样。比如斯皮尔斯上尉，尽管他常朝人咆哮，而且名声不好，但他很关照弟兄们。他觉察出了大家的厌倦情绪，就组织大家去科隆观光。他想让弟兄们看看这座城市，看看遭空袭后的结果（科隆是德国遭空袭最严重的城市之一）。
　　有两件事给弟兄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一是空袭的破坏程度之大。窗户全被震坏，教堂无一幸免，每条小街小巷都堆满了瓦砾。镇中心处宏伟的大教堂也有损伤，只不过还没有倒塌。俾斯麦骑马的雕像虽然还在，但手中那把指向法国的剑已被弹片炸飞了。
　　一群E连的弟兄们漫步到了莱茵河，他们笑着对汉格布鲁克悬索桥被炸后奇形怪状的废墟指指点点。一对年长的德国夫妇站在他们旁边。让美国兵们羞愧的是，这对夫妇看到他们的举动一边哭泣一边摇头。他们所有美丽的桥都被扭曲和破坏了，而这些美国小伙子却还在笑。
　　德国人也同样使他们难忘。福利中尉注意到“德国的居民自觉地下决心清理和扫除战争废墟。大多数街上整齐地堆着尚可再用来铺路的鹅卵石。房屋的残垣断壁已经得到清理，虽然房子外形依旧残破，但已显出即将重建的模样。真是不可思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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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9日对E连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日子。师军需官给每个排下发了34双袜子，差不多每个人都能得到一双，另外每人还领到了3罐可口可乐（要求空罐必须上交）和2瓶美国产啤酒。弟兄们领到了2月份和3月份的津贴，津贴是以同盟军马克的形式下发的，这是弟兄们第一次领到马克，上级要求他们把手上的法国、英国、荷兰、比利时和美国的货币都上缴以换成马克。
　　4月22日，全连坐上了德式的“40－8”货车。车厢里已用滴滴涕喷洒过，铺上了稻草。每个弟兄都领到了5份K号干粮。
　　他们即将开赴巴伐利亚和阿尔卑斯山区。布莱德利已经把101师配属给了美第7军。这次的目标是慕尼黑、因斯布鲁克和不伦纳山口，行动的目的是在德国人之前进入阿尔卑斯山，以防德国人建立起防守阵地继续顽抗。希特勒在贝希特斯加登的鹰巢被假定为这次行动的总部。这次行动既是防御战的结束，又是对占领军游击战的开始。最令艾森豪威尔担心的是，一旦希特勒回到鹰巢，他就会得到很好的保护，而且他就能通过无线电装置号令德国人继续抵抗或开展游击战了。
　　后来的事实证明，德国人既无周全的计划也无足够的人力物力去建立高山防守阵地，但是别忘了，仅仅在4个月前，当每个人都认为德军完蛋了的时候，却突然在突出部地区遭到了抵抗，所以不安依旧存在。但实际上，E连的弟兄们在向贝希特斯加登开赴的时候距离前线已有100英里之遥，这里是后方，没有受到任何威胁。因此，E连这次德国之行与其说是战斗机动，不如说是一次相当不错的旅行。



　　这次旅行先是乘火车走200公里，共穿越4个国家。德国铁路系统遭到盟军严重的摧毁，以致于盟军从鲁尔区到德国南部必须要绕道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法国。弟兄们坐在露天的载货车厢里，睡觉、唱歌，把脚伸出车门外随着火车一起晃荡，在40－8车厢顶上晒太阳，颇为自在。“泡泡眼”温领着他们一遍又一遍地唱着欧洲战区的主题曲－－“让我飞黄腾达吧”。
　　火车仅离巴斯托涅不到25英里了。师部的大事记中记载道，“任何一点与3个月前艰苦卓绝的巴斯托涅战斗有关的蛛丝马迹，都会让参加过该战的老兵头皮发麻。但与此同时，回想起巴斯托涅的大雪、严寒、黑暗和可怕的森林的这些老兵，却惊异于在春日的嫩绿下，这片起伏不平的土地是如此的美丽。”
　　火车再次进入德国，来到了莱茵河的路得维希港。在那里他们下了火车，换乘一种被称为DUKW的交通工具，D指1942年制造，U指水陆两用，K指各轮均有驱动力，W指双后车轴。这些DUKW是在法国南部受到侵略时进来的。这是E连的弟兄们第一次见识它。DUKW的性能在各方面都很优越，但由于它是水陆混合体，陆军部和海军部都没有对它倾注太多的热情，二战期间仅制造了21，000辆。
　　E连的弟兄们恨不得有21万辆甚至210万辆DUKW。一辆DUKW能让20个全副武装的步兵坐得相当舒适，它在风平浪静的海上每小时能航行5海里，它装有超大号的橡胶轮胎，能在陆地上以每小时50英里的速度行驶。它行驶起来非常平稳，比运载大兵的普通卡车要平稳得多，也没有吉普车直上直下的剧烈颠簸。韦伯斯特说，“坐在DUKW里，上下悠悠然，就好像在平静的水面上行驶着的帆船。”
　　他们从欧尼派尔桥上驶过莱茵河前往慕尼黑，欧尼派尔桥是一座由工程师建造的浮桥。途中，韦伯斯特被海德堡的风光迷住了。“当我们看到所有没被破坏的桥和供游人散步的漂亮沙滩时，当我们看到那些安然自得的平民在阳光下漫步时，我真想永远留下来不走了。郁郁葱葱的青山、温暖的阳光、静静的迷人的河水、香醇愉悦的空气－－海德堡以它的一切向人们展示了一幅天堂画卷。”
　　离开海德堡后，车队朝东南方开去，车队绕着群山在大路和小道上迂回行驶。韦伯斯特描述道，从头至尾“我们一直惊异于德国令人叹为观止的美丽。正如一位作家在《纽约客》中说的那样，这样的国家给了德国人，真是一种令人遗憾的浪费。”
　　每到下午3点左右，斯皮尔斯总是派卡森和马拉其两位中士先生去某个村庄找房子作为连部。他们要找到最好的房子，并将最好的卧室留给斯皮尔斯上尉。
　　卡森中学时学过德文。他总是先挑选好房子，然后敲开门叫住在里面的德国人在5分钟内赶紧离开，而且不准带铺盖。斯皮尔斯曾对他们说，如果给德国人多于5分钟的时间，他们会把整个房子搬空的。
　　一次，他俩找到了一幢三层高的公寓大楼，正适合作连部，而且住得下大半个连。卡森挨家挨户敲开门用德语叫他们在5分钟内离开。德国人哭着、哀嚎着惊慌失措地往外拥。“我又敲了一扇门，”卡森回忆着，“一个老年妇女开的门。我看着她，她也盯着我。天呐，她太像我的祖母了。对视了一会儿后，我用德语说，'你就呆在里面吧。'”
　　马拉其把故事接了下去。“斯皮尔斯不知到哪去了，两三个小时后才现身，我从没见过像他这么差劲的抢劫犯。一想到周围有项链啊什么的，他就一晚上睡不着。”一有机会他就把抢到的东西寄给在英国的妻子。“他需要这些东西换来的钱；他的妻子刚生了一个孩子。”
　　像其他欧洲战区的弟兄们一样，几乎所有的E连弟兄都参与了抢劫。这是一种战争现象。许多人在这之前从未拿过任何不属于自己的贵重物品，但现在只要想要，就可以拿走，这似乎已经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情了。抢劫既有利可图又有趣，而且没有什么风险，自亚历山大大帝以来的征服军都这么干，毫无例外。
　　鲁格尔枪、纳粹徽章、手表、珠宝、初版的《我的奋斗》和酒都劫掠的首要目标。从德国兵手上抢是正大光明的事，从平民那里抢就有些说不过去，不管怎样，这样的事也发生了。钱并不很受欢迎。爱德华。赫夫龙和卫生员拉尔夫。斯拜那中士在一所房子里抓获了6个德国兵，德国兵投降后，赫夫龙和斯拜那抢走了他们的手表和一副精巧的双筒望远镜等东西。他们从架子上找到了一个保险箱。斯拜那打开一看，是纳粹德国国防军的薪金，全是马克，他们就把它拿走了。用斯拜那的话来说：“来自费城南部的两个小伙用一枝卡宾枪和一把手枪制造了一起抢劫钞票案。”
　　回到住所，赫夫龙和斯拜那一口气喝干了一瓶科涅克白兰地，商量好如何处置这些钱。第二天早晨，他们来到天主教堂，把钱分给了那些做弥撒的人，“那些大面值的钞票当然是被我们分光喽，”斯拜那坦白道，“我们还没醉到什么也不给自己留的地步。”
　　官兵们还强占了各式各样的军用车和民用车。在阿格诺加入陆军的二等兵诺曼。耐特塞克记得有一次，他所在的班正准备把一辆德国救护车开走，突然发现车后座上一位德国医生正在给一个妇女接生，于是美国兵们赶紧跳了出来。
　　一天早晨，一位德国妇女正对着美军车队拍照，里奇中尉一把夺过她手中的照相机，他没有把它据为己有，而是把它扔到地上，对着它就是一枪。从此以后他便赢得了一个外号－－“相机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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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军车队向东南方向开进的路上也碰到了德军，但双方没有交火。起初，弟兄们看到的是准备投降的小群德军，接着是大群的，最后，超乎想像的漫山遍野的灰色军装开始出现。
　　E连驶入了大群溃败的德军之中，他们的供给线已经瘫痪。所有的德国士兵只想安全地进入俘虏营。“我无法抑制控制德国人的激动，不久以前，这些德国人还那么难以驯服。”韦伯斯特这样写道。美军车队开上了盟军专用的高速公路，该路向东通往慕尼黑。德国人顺中间的路向西步行前往俘虏营。戈登。卡森回忆说，“中间的路上放眼望去满是全副武装的德国战俘。没有人会停下来受降，我们只是朝他们挥挥手而已。”
　　韦伯斯特称在中部区域看到的投降的德军是“一个令人震颤的场面”。德国战俘“成群结队地出现，我们看到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情景：两个美国兵监视着大约2，500名敌军”。看到这一切，E连的弟兄们意识到德军已经全线崩溃，这个春天，他们再也不能像去年秋天那样卷土重来了。
　　分散的、零星的顽抗依旧存在。德国工程师破坏了每一座盟军要经过的桥。党卫队的一些狂热分子偶尔也会从河的对岸向盟军射击。这些举动对盟军来说，构不成什么威胁或危险，只是感到有些恼火而已。美军会用一些轻炮武器将党卫军赶走，然后等工程师把旧桥修好或造一座新桥。
　　温特斯对德国人的狂热感到震惊，德国工程师们在这种狂热的引导下，把自己的桥破坏掉，尽管连傻子都知道这种破坏是毫无意义的，而且“对既定的败局也毫无帮助。经常是一队准备投降的德军正沿着高速公路向北走，另一队德军正在破坏通往投降路上的桥，以放慢投降的步伐”。



　　4月29日，E连在位于阿尔卑斯山脚下、兰茨贝格附近的布赫洛厄过夜。在那儿他们第一次看到了集中营。这是一个劳动集中营，而并非用于种族灭绝的那种集中营。像这样的集中营有6个以上，都归达豪大集中营管辖。尽管它规模不大而且是用来生产战时物资的，但那种可怕的场景仍显示出德军曾在这里犯下的滔天罪行。上千个犯人们穿着肥大的条形睡衣裤，四分之三的人都濒临饿死，集中营里还堆着几百具几乎只剩骨架的尸体。
　　温特斯在作为营指挥所的房子的地窖里发现了大量的成堆的干酪卷，他下令将这些干酪卷分给集中营里的人。温特斯还通过无线电向团部汇报了集中营的情况并请求援助。
　　E连在布赫洛厄停留了两个晚上。第二天早上，兰茨贝格的居民们出动了，他们带着耙子、扫帚和铁锨来到了集中营。弟兄们后来才得知，泰勒上将被集中营里的情形激怒了，于是下达了戒严令，命令所有14岁到80岁的居民都要集中起来到集中营里清理、掩埋尸体。当晚在回家的路上，仍有人呕吐不止。
　　“我至今仍记得那些饥饿和神智不清的人，”温特斯写道，“当我们从锁着铁链的围墙里看他们时，他们垂下了眼帘、低下了头，就像被殴打和虐待的狗那样战战兢兢，那种难以描绘的感觉让我永生难忘。这一幕给我的心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我不禁暗暗对自己说，'现在我才明白为什么我会在这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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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　喝希特勒的香槟
　　　　　　　　　贝希特斯加登


　　　　　　　1945年5月1日－－8日


　　5月的头两天，E连的弟兄们从慕尼黑乘车南下，在反方向行走的德军人流里缓慢行驶。常常是带着武器往北走的德国兵比南下的美国还要多。“我们很好奇地相互打量着，”温特斯回忆说，“我敢肯定双方都有同样的想法－－别惹我。我只想结束这一切赶紧回家。”
　　5月3日，辛克上校得到命令，要求506团准备好次日9点30分出发，目标是贝希特斯加登。



　　贝希特斯加登对在德国南部、奥地利和意大利北部的所有部队都是一块极具吸引力的磁铁。这个巴伐利亚山中小镇位于萨尔茨堡的南部，是个供奉纳粹偶像、君主和首领的类似神社之处。希特勒在这儿有一处家宅，并在8，000英尺高的山顶建有一座石头建筑物作为避难处，称为奥尔德绍斯特（鹰巢）。由于道路修建得非常好，车能够开到离奥尔德绍斯特仅几百英尺的地方停泊。有升降机通往山中心，从那里，乘电梯便可抵达奥尔德绍斯特，电梯的墙壁上还饰着金箔。
　　希特勒就是有贝希特斯加登使那些1930年后执政的欧洲领导人一个个面上无光的。过去，法国的达拉第、意大利的默索里尼、英国的张伯伦等等都害怕希特勒，全世界都害怕希特勒。现在希特勒死了，恐惧不存在了，但这更增强了希特勒和他钟爱的老巢的神秘感，鹰巢似乎就是揭露他性格的关键所在。
　　纳粹的最高领导者们正是在贝希特斯加登聚集在他们的元首周围的。希姆莱、戈林、戈倍尔、马丁。褒曼都在这一区域建有自己的宅邸。党卫队也在这里建造了十分宏伟的公寓大楼。
　　纳粹从欧洲各国搜罗来的劫掠品有许多存放在贝希特斯加登。这地方储满了钱，有黄金，也有各国现行流通的货币，还有珍贵的艺术品（仅戈林一个就收藏了五幅伦伯朗、一幅凡。高和一幅雷诺阿的作品，还有其他许多艺术家的作品）。这是一个充斥着美酒、珠宝和豪华车的地方。
　　因此，贝希特斯加登有两点特别吸引人：第一，它是希特勒疯狂的权力欲望的象征地，第二，它是从欧洲各地劫来的宝贝的积聚地。每个人都想到这里来－－法国兵与101师肩并肩地向这里开进，英军从意大利赶了过来，德国领导人也急于拿回他们的财产，在欧洲的每一个美国人也都同样地迫不及待。
　　E连是最先赶到的。



　　5月4日，以2营为先头部队的101师车队沿慕尼黑和萨尔茨堡中间的高速公路向南行进，途经罗森海姆和基姆湖。他们在塞格斯道夫右拐驶上通往贝希特斯加登的高速公路。刚刚行驶约14公里，弟兄们就碰上了雅克。菲利普。莱克勒克将军率领的法国第2装甲师的尾部，他们的第1装甲师去了巴黎。
　　上星期，许多人以为法军第2装甲师在101师的右翼，但美军没能和他们保持联系。法军总是有些神出鬼没的。依美国兵的看法，法军在德国是走一路抢一路。他们只要抢了一两卡车东西就会把它寄回法国。现在他们正对贝希特斯加登垂涎欲滴，眼看着进山后再往南开一个小时就到了，却被一座断桥拦住了去路，桥下是一条很深的峡谷。他们没有架桥的设备，一些党卫队的顽固分子用自动武器和迫击炮在峡谷南岸死守。
　　E连以及2营的其他弟兄和法军混站在一起，一边等着101师的工程部队，一边注视着两边相隔甚远的交火，这样的战斗显然没有任何效果。温特斯请求辛克是否要派一个排去对德路障实施侧翼包抄。“不，”辛克回答，“我不想让任何弟兄受伤。”
　　这个决定是合情合理的。战争到了这个阶段，再发生伤亡实在是没有必要。但贝希特斯加登就在路障的同一侧，眼看唾手可得，辛克改变了主意。“带2营退回到公路上，”他告诉温特斯，“看看侧翼包抄路障能否得手，能否到达贝希特斯加登。”如果成功了，辛克要温特斯把著名的贝希特斯加登旅馆留出来作为团部。
　　温特斯带领营里的弟兄们退到了公路上，然后向东到达巴特赖兴哈尔，那儿的另一座断桥迫使他们在此滞留了一夜。第二天，即5月5日早晨，由E连打头，第2营的弟兄们未遇任何抵抗就抵达了贝希特斯加登，最后未发一枪一弹占领了该镇。
　　贝希特斯加登美如仙境。白雪皑皑的山顶，郁郁葱葱的森林，闪亮的结着冰的小溪，豪华的宅邸，古雅多彩的民服，一切令人赏心悦目。美食，好酒，豪宅，大批的德国空军和国防军女服务生加上从难民营带来的各式各样的侍从，让美国兵们如同生活在天堂。
　　膳宿是头等大事。温特斯和韦尔什中尉去了贝希特斯加登旅馆。他们走进旅馆的大门，看到服务员们的背影消失在拐角处。他们进了主餐厅，一个侍者正把一大套银餐具放进一个4英尺长的、镶着天鹅绒衬里的盒子里。
　　这儿不需要命令。温特斯和韦尔什径直走向他，侍者立即逃走了。于是，两个美国人就把这些银餐具瓜分了。45年后，这两个伙计家中用的仍是贝希特斯加登旅馆的银餐具。
　　在得到了他最想要的东西之后，温特斯在旅馆设置了双岗“以防发生更严重的抢劫”－－在一次采访中他一本正经地对我们说。但是他却责怪自己，“我没让2营的弟兄们进去是多么的愚蠢啊。”因为后来想继到达的团部和师部的人拿走了所有可以搬动的东西。
　　温特斯挑选了一个纳粹官员的宅邸作为营部，这所房子建在贝希特斯加登的一个陡峭的山崖上。他叫他的后勤参谋考因中尉让房子里的人15分钟内离开。考因是2月中旬在阿格诺补充进来的军官，还没有被战争磨砺出来。几分钟后，他回来告诉温特斯，“房子里的人说不，他们不搬。”
　　“跟我来，”温特斯说。他来到大门前敲门，开门的是个妇女，温特斯宣布道，“我们要搬进来，马上！”说着，带着考因就往里进，德国人转眼就不知道消失到哪里去了。
　　“对此，我内疚吗？”在采访中温特斯这样问自己。“我会因为强占了这所漂亮的房子就感到良心不安吗？不！在诺曼底我们住在散兵坑里，在荷兰我们住在泥地里，在巴斯托涅我们睡在冰雪里，仅仅几天前我们还看到集中营的惨状。这些痛苦都是德国佬造成的。我对他们的麻烦一点都不同情，我也不认为需要向他们做什么解释。”
　　同样，士兵们强占党卫队的兵营也没有感到丝毫的不安，无论是生理上的还是心理上的。这里的兵营是一群阿尔卑斯山一带风格的公寓楼，才建不久，设计得相当现代，铺设了管道，内部也装修过。军官和士官都住上了豪华的、可以俯瞰整个贝希特斯加登的房间，这些房间都是属于原纳粹军官的。
　　温特斯在镇周围设置了警卫，主要用来指挥交通，集合前来投降的德军并将他们送交后方的俘虏营。那天，二等兵赫夫龙正在一个交叉路口执行警卫任务，一个由31辆车组成的车队从山中开过来。打头的是西奥多。托斯多夫将军，他是德军第82军团的指挥官。西奥多。托斯多夫将军是个怪人，这个35岁的普鲁士人几乎创造了国防军中晋升速度的记录。他受过11次伤，他的手下称他为疯子托斯多夫，因为他从不顾惜任何人的性命，包括他自己的。他对E连的弟兄们很有兴趣，1月3日，他曾指挥第340国民掷弹兵师在布瓦雅克和福伊、诺维尔附近与E连苦战。
　　托斯多夫希望在投降时能保住尊严，能获准住在一个相当有排场的俘虏营里。他的车队装满了私人包裹，酒、雪茄和香烟，还有众多随身女友。车队碰上的第一个美国兵就是赫夫龙。赫夫龙命令车队停下来，托斯多夫说他是来投降的；赫夫龙便就近叫来了一个少尉；托斯多夫很不满地打发这个少尉去找一个军衔合适的人来。赫夫龙抓住机会缴了上将的鲁格尔枪和公文包。在公文包里他找到了两个铁十字勋章和500张色情照片。他心里暗想，南费城的一个小伙接受一个纳粹将军的投降，感觉还真不赖呢。



　　大家都在疯狂地抢劫。到处都是投降的德国官兵－－国防军、武装党卫队师、纳粹空军、军官、士官、小兵，最早接受投降的是506团的D、E和F连。从那些官兵手上“我们得到了手枪、刀具、手表、带毛衬里的外套、迷彩的跳伞夹克”。5月13日，韦伯斯特在给父母的信里写道：“大多数的德国人都很合作，但偶尔也有不愿交出手表的人，于是，就当面扣动扳机，给了他个大花脸。这显然起了杀一儆百的作用。我现在有一把鲁格尔手枪、两把P－38和一枝斯开麦塞若冲锋枪，还有两件跳伞服、一件迷彩的冬季夹克衫、几面约三英尺长两英尺宽的纳粹旗和一块手表。”
　　美国陆军航空部队早就把鹰巢翻了个底朝天，鹰巢的电梯已经不能用了。但对于上上下下科拉希山无数次的弟兄们来说，爬到顶端就像散步一样轻松，根本不是什么难事。奥尔顿。莫尔是最先到达顶端的人之一。他在碎石堆里发现了希特勒的两本相册，里面都是欧洲一些著名政客的照片，他们都曾是希特勒的贵宾。连里的一位军官命令莫尔把相册交给他，莫尔拒绝了。那军官就威胁说要对他军法从事。
　　莫尔是马拉其那个排的，马拉其到营部把情况向温特斯汇报了一下，温特斯命令他的吉普车司机：“你带马拉其回兵营，把二等兵莫尔和他的所有宝贝都带到我这来。”莫尔来了，温特斯任命他为营部的驾驶员。如此这般，莫尔就可以正大光明地把相册带回他的老家怀俄明的卡斯珀了。



　　住的问题解决了，但里面堆放的东西多得已经到了无法搬运的程度，弟兄们从未想过居然能抢这么多东西回家，这些美国小伙子们下一步需要的就是汽车了。车根本就不是问题：镇里和周边的停车场有德国军用卡车、轿车、大众公司产的车和其他类型的车，城里和山边住宅的车库里也停放着不少豪华汽车。黑尔中士得到了一辆梅塞德斯消防车，警铃、喇叭和蓝色闪光灯一应俱全。塔尔伯特中士得到了希特勒的一辆指挥车，车上装有防弹门窗。卡森中士得到的是希尔曼。戈林的车，他回忆道，“那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车。我们甭提有多高兴了，大家孩子般又蹦又跳。那时候，我们就是公路之王！斯皮尔斯发动了车，一溜烟就不见了，他穿过贝希特斯加登，绕着山路，一直驶过那风景如画的农场和乡村。”
　　5月7日和8日，随着越来越多的高级将领拥入贝希特斯加登，一个小小的上尉霸着一辆梅塞德斯就显得不大可能了。斯皮尔斯收到了将汽车上缴给团部的命令。斯皮尔斯宣布这个让人沮丧的消息时，卡森和比尔。豪厄尔还正围着车转悠呢。
　　卡森问豪厄尔这些窗子是否真的防弹，豪厄尔也想弄清楚。于是，他们向后退了10码，用M－1步枪对准左后方的窗子开了枪。窗户一下子全碎了。他俩把碎玻璃堆在一块儿，见团里一个上尉走过来提车，便溜走了。
　　塔尔伯特把梅塞德斯上缴之前也在车身上做了些实验。他把实验结果汇报给温特斯：窗户确实能防弹，但如果用穿甲弹，它就防不住了。温特斯对他的研究表示感谢，还认为指不定什么时候这种情报就能派上用场呢。
　　弟兄们还做了另外一种实验。他们把梅塞德斯车水箱里的水放干后看它还能否开动。作为实验品的第三辆豪华车也倒了霉运，弟兄们决定在上缴前看看如果它从30米高的地方掉下去会变成什么样，就把它推上了悬崖。
　　最后，那些将官们得到的是没有窗户、只剩空水箱或干脆是一堆废铁的豪华车（在试图爬上鹰巢的路上，塔尔伯特那辆梅塞德斯车的发动机被烧毁了）。弟兄们最后领到的是卡车、摩托车、大众车、侦察车之类。他们觉得还不错，而且和车一样，汽油也是免费的，美国兵们总是加满油，直接开走。
　　“那是一种十分独特的感觉，”温特斯回忆道，“我们的权力超出你的想像。想要什么，尽管拿。”



　　住的问题和车子问题都解决以后，弟兄们又瞄上了酒。每个地窑都储有一些葡萄酒，但发现最大储酒窑的人却是营里少数几个不喝酒的人之一－－温特斯少校。5月6日，温特斯独自一人出来巡视，碰巧找到了戈林的官邸和俱乐部。在一间房子里，他发现了一位德国将军的尸体，他穿着礼服，一颗子弹从耳朵里横穿头颇，手里握着把手枪。这是一位中将，后来被认出是卡斯特纳。
　　温特斯游荡着，随脚踢开一扇扇门，“天哪！我从没见过这种场面。”在一个长15米宽10米的拱形地窑里，放着一排排的酒架，酒架从地板一直顶着天花板，上面摆着各式各样的世界著名的白酒。后来经估计，里面至少有一万瓶酒。温特斯在这个俱乐部的入口处和地窑口都设了双岗。接着他颁布了一项命令：不准再喝酒，营里的每个兄弟都必须戒酒7天。
　　1990年回顾这个不当的命令时，温特斯说：“我可不是傻子。这样的命令当然不可能百分之百地执行，但我的目的很明确－－把局势控制住。我可不愿整个营的弟兄都醉得一团糟！”
　　发现酒窑的当天下午，温特斯叫来了尼克松，“尼克，”他说，“你清醒清醒，我要给你看一些你这辈子都没见过的东西。”
　　第二天即5月7日早晨，尼克松头脑清醒地来找温特斯，问他道：“你昨天说要给我看的到底是什么东西？”温特斯弄了辆吉普车，两人上车后直接开到俱乐部门口。温特斯打开地窑门时，“尼克松仿佛觉得自己已经死了，升入了天堂。”
　　更让他难以置信的是温特斯的话：“想要什么尽管拿，然后让各连和营部都开辆卡车来装一车走，由你负责。”
　　想拥有无尽美酒的梦想成真了，真是妙不可言。一来，他能从世界顶级名酒中随意挑选；二来有机会让弟兄们拣好的拿，拿个够；再就是庆贺的理由再充分不过了－－战争结束了，而他还活着。
　　结果呢，看看尼克松在5月8日早晨的照片就知道了。
　　对全连上下来说，庆祝活动可谓盛大而无节制。尽管温特斯有令在先，尽管要有人正常轮值，但庆祝活动照样进行。而且的确应该有个庆祝：5月7日，在兰斯的德军向艾森豪威尔将军投降了。停火令已传遍了欧洲，人们纷纷拿掉防空管制的遮灯窗帘，让和平之光普照大地。温斯顿。丘吉尔说，德国投降的消息是“人类历史上爆发出最大欢乐的信号”。E连的弟兄们也极尽所能让贝希特斯加登的欢庆人人尽兴。
　　卡森回忆道，戈林的酒被分发出去后，“你从早到晚都能听到香槟的软木塞冲出瓶口的'砰''砰'声。”随着欢庆的声音越来越大，斯皮尔斯上尉开始担心弟兄们闹得过头了。默西埃中士－－在奥基夫的记忆中是“我们之中职业军人味最浓的”－－穿上了全套德军军官的军装，右眼戴着单片眼镜，他的滑稽行为正和那天的欢乐氛围想吻合。有个弟兄想了个怪招：用步枪把默西埃押送到连部办公室，交给斯皮尔斯上尉。
　　有个弟兄抢在默西埃一行到达前就泄露给了斯皮尔斯。一干人用刺刀抵着默西埃来到斯皮尔斯的办公桌前时，斯皮尔斯头也没抬。有人“啪”地向斯皮尔斯敬了个礼，说：“长官，我们抓住了这个德国军官，怎么处置他？”
　　“拉出去，毙了。”斯皮尔斯答道，仍然头也没抬。
　　“长官，”默西埃叫了起来，“长官，求您了，长官，是我呀，默西埃中士。”
　　“默西埃，把这套破军装脱下来！”斯皮尔斯命令道。
　　过了一会儿，斯皮尔斯把连队集合起来。他说他发现有些新兵对胜利的贡献不大，庆贺得倒挺起劲。他希望弟兄们节制一些，不准再打枪，特别是不准用德军的武器开火，因为枪声一响，会使大家心惊肉跳。
　　但企图阻止欢庆就好像企图阻止涨潮一样徒劳无功。就连斯皮尔斯自己也无法抑制兴奋的心情。回到连部后，他和卡森中士坐在办公室里频频开香槟，空瓶就从法式玻璃门往外扔，很快外面就堆成了一座小山。过了一会儿，斯皮尔斯和卡森来到阳台上呼吸新鲜空气。他们看着那堆空瓶。
　　“你擅长用点四五手枪吗？”斯皮尔斯问卡森。卡森说他枪法不错。
　　“看看你能不能把一只瓶子的瓶颈打飞。”斯皮尔斯说。卡森瞄准瓶子开枪，打碎了一个。斯皮尔斯开了一枪，也打碎了个瓶子。接着他们就砰砰地射击起来。
　　默西埃特中士怒气冲冲地走了过来，他的脸胀得通红，准备惩治违反连里军纪的家伙。他先看见了卡森。“卡森，你的屁股是不是欠揍。”塔尔伯特咆哮着。他刚要重复斯皮尔斯上尉禁止打枪的命令时，斯皮尔斯从卡森身后走了出来，手上的点四五手枪还冒着烟。
　　沉默了几秒钟后，斯皮尔斯开了腔：“我很抱歉，中士。是我叫他干的。我忘了自己宣布的命令。”
　　与此同时，韦伯斯特、鲁兹和奥基夫发现了通往戈林酒窑的路。可惜他们迟了，E连的其他兄弟早就来过这儿了，温特斯已经把警卫撤了，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出入。就在韦伯斯特、鲁兹和奥基夫坐着鲁兹的大众车来到酒窑门口时，他们看见一股连绵不绝的由德国卡车、大众车甚至是装甲车组成的车流，正逶迤于来俱乐部的路上。
　　最后这一批E连来的弟兄带了个木箱，他们往里面塞满了酒。“我惊讶地发现，大部分香槟的酿造年份都不长，而且品质一般，”韦伯斯特这样评价，“这儿没有拿破仑白兰地，香槟也只不过是30年代后期生产的。希特勒真让我失望。”
　　可韦伯斯特忘记了一点，尼克松在他之前已经来过了。尼克松可是个鉴定美酒的行家，他为自己和其他军官挑选了5卡车酒，而也自称是品酒行家的韦伯斯特却来晚了。“这一次，”对此忍俊不禁的温特斯评述道，“耶鲁男人（尼克松）的档次高出了哈佛小伙子。”
　　在俱乐部外面，韦伯斯特、鲁兹和奥基夫遇到了一群法军，他们一边喝酒一边大喊着，“战争结束啦！战争结束啦！”有的还用冲锋枪朝空中放枪，他们拍着美国兵的脊背讨要香烟，并把酒递给他们。
　　三个美国兵散了香烟，和周围的人握了手，然后以最快的速度驾车回营。韦伯斯特写道：在营房里，“开始了一场无与伦比的庆祝会。”满眼是横飞的软木塞、喷射的香槟、摔碎的瓶子；满耳是喧闹的笑声、刺耳的尖叫和结结巴巴、口齿不清的说笑。再来一、一杯。这儿，该死的，让、让我来开瓶、瓶子－－该轮、轮到我了。真是太妙了，不是吗？给我、你满上。希特勒在哪里呀？我们要、要感谢希特勒，这个狗娘养的。贝希特斯加登，我爱你。
　　“战争就这样结束了。”



　　每一个身处欧洲的人，无论是胜利者还是战败者，都在欢庆战争的结束。欢庆队伍中最高兴的是身着军装的年轻人，他们没有被打死，他们活下来了，他们将继续生活下去，他们最有理由庆祝战争结束。
　　5月8日早晨，奥基夫和哈里。拉格出去搜寻鸡蛋。他们来到一个位于林中空地上的农舍，袅袅的炊烟从烟囱里升起。他们一脚踢开门，端着步枪冲了进去，随时准备开火。里面两个意大利逃亡者吓得僵直地跳起来，呆住了。
　　桌上有一瓶香槟，离得近的那个意大利人迅速抓起瓶颈把香槟伸到奥基夫面前，此时，奥基夫的步枪正指着这个意大利人的腹部，意大利人示意让他喝酒，并说了声“和平！”
　　紧张消除了。他们为和平共饮之后，美国兵们继续去搜寻鸡蛋。他们来到了林中的一个小木屋。“小屋四周环境优美，”奥基夫写道，“一个穿着平民衣服将近30岁的男子正站在房前低矮的门廊下。我们踏上门廊前的台阶时，他微笑着走下台阶，用英语对我们说，'战争结束了。我一直在听无线电广播。'
　　“他努力使身体保持竖直，但还是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他的右腿受过严重的伤。看见我盯着他的腿，他解释道，'我一直在非洲军团里干，右腿受了重伤，被送回了家。我也曾是军人。'
　　“他请我们进屋去喝一杯葡萄酒。我们说'不用了'，他说，'等一下，我把酒拿出来。'接着就进去了，出来的时候端着三杯葡萄酒。我们举起杯向他致敬，他说，'为战争结束干杯。'我们也举杯一饮而尽。都是当兵的，某些基本的东西可算心意相通。”
　　他们找到一些鸡蛋后回到了营房，用炒鸡蛋和希特勒的香槟庆祝战争的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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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章　军人梦寐以求的生活
　　　　　　　　　　　　　　　　奥地利

　　　　　　　　　　　1945年5月8日－－7月31日

　　月8日傍晚,温特斯接到命令,要求把2营准备好当夜出发,到距贝希特斯加登以南30公里的奥地利的滨湖采尔去执行占领任务。22点,亮着大灯的车队出发了。卡车上,弟兄们喝酒、唱歌、赌博,继续开着他们的晚会,第二天早晨到达滨湖采尔时,他们个个胡子拉茬,工作服上满是污垢。
　　到处都是德国兵。滨湖采尔是国防军可以撤退到的最南方,再往南就是阿尔卑斯山的山峰,再过去就是意大利,迄今为止,所有的道路仍旧被雪封着。后来才发现,在不足600名弟兄的2营管理的地区内武装德军竟多达25,000名。
　　两军外观上的鲜明差别绝不亚于数量上的悬殊对比。征服军看上去懒散、军容不整,纪律松散,败军看上去倒是一支精锐之师,有令人过目难忘的军容和良好的纪律。温特斯想,当德军和奥地利的平民好奇地看着这第一支到达该地的美国兵时一定会很惊讶:他们怎么会输给这样一帮年轻人。
　　温特斯把营指挥部设在滨湖采尔南面4公里的卡普伦村。这里的山谷是世界闻名的旅游胜地,尤其受德国富人的喜爱。从农场空旷的房子到豪华的旅馆,住宿条件都好得惊人。所有的房间原先都被德国伤兵占据了。他们被迫搬出来,被用卡车或火车运到慕尼黑的俘虏营里。美国人搬了进去。
　　弟兄们的任务是维持秩序,把所有的德军都集中起来,收缴他们的武器,然后把他们运到俘虏营里去。5月9日早晨车队一到这里,温特斯就开始了工作。他叫人把这一地区的德军最高指挥官带来见他。“我当时是27岁,”温特斯回忆道,“像所有的弟兄一样,我穿着一套脏兮兮的、破旧的工作衫裤,头上顶了个水桶作为头盔。当我面对着这位大约年长我20岁、穿着干净的野战军装、胸前挂满勋章的职业德军上校并朝他发号施令时,我不禁感到有些可笑。”
　　不管怎样,温特斯还是下达了命令。他要求这个上校收集这一区域的所有武器并将他们堆集到飞机场、学校和教堂的院子里。他允许德国军官保留腰佩武器,允许宪兵保留枪械。温特斯还说第二天他将检查德军的营地、部队和厨房。
　　第二天——也就是5月10日——早晨,温特斯和尼克松开着吉普车去检查被收缴武器的堆放点。他们对看到的场景感到震惊:三个武器堆放处都堆满了成山的武器。温特斯意识到他说“所有武器”时犯了一个错误。他指的是军用武器,但那个德军上校却太死抠字眼了。收缴的武器真可谓洋洋大观:除了足够一个师使用的军用武器外,还有猎枪、打靶用的步枪、猎刀和各种旧式的轻武器,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都绰绰有余了。
　　温特斯检查营地和厨房的时候发现一切都组织得井井有条。列队接受检查的德军队伍如同接受检阅一样军容严整、衣着笔挺,情况良好。厨房秩序井然,炊事兵正在炉子上用大锅做土豆汤。
　　后来,温特斯开始通过一位说英语的德国参谋来进行管理,该参谋每天早上到温特斯的指挥部里来汇报情况并接受命令。一切都很顺利,用温特斯的话来说,“我们不干涉他们,他们也尊重我们。”德国参谋告诉温特斯他在东线服役时和在巴斯托涅与101师作战的故事。他对温特斯说:“我们两国的军队应当联合起来消灭俄军。”
　　“不,谢谢,”温特斯回答,“我只想退役回家。”
　　这几乎是每个人的心声,包括德国人。然而,在释放任何一个德军前,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必须受到监视。德国人的营地里隐藏着纳粹分子,他们中的许多人换上了士兵的衣服以免被认出。(其中最臭名昭著的一个是阿道夫·艾希曼,他穿着德国空军下士的衣服躲藏在贝希特斯加登附近的一个营地里,身份一直未被发现。他成功地逃到了阿根廷,和他的家人过着不错的日子,直到1960年,以色列特工发现了他的行踪,突击队实施了突然袭击,将他抓获,送往以色列接受审判,最后被处以绞刑。)
　　利普顿中尉是2营营直机关枪排的排长。温特斯派他去监控一个有几百名犯人的营地。其中的一个犯人便是大众车、豹式和虎式坦克的设计者费迪南德·波尔彻。5月中旬,利普顿清理出了150名准备释放的犯人。一个德国高级军官,是一位上校,请求在他们被释放前对他们说几句话。利普顿同意了。
　　“他的讲话很长也很精彩,”利普顿回忆说,“他告诉他们德国战败了,但他们都曾是优秀的军人,他为他们感到自豪。他说他们应该重返家园,重建自己的生活。他还说德国的重建需要他们每一个人的力量。他讲完之后,那些德国人报以响亮的欢呼。”然后他们就动身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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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有理由担心自己会被以战争罪起诉的德国高级将领正躲藏在山中。有难民告诉斯皮尔斯,这个地区有一个纳粹分子,曾是奴隶营的纳粹首领,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斯皮尔斯进行了调查,又问了一些问题,认为他们所说的是事实。进一步的调查表明此人就住在附近的一个小农场里。
　　斯皮尔斯叫来了军士长林奇,把情况解释给他听,然后向他下达命令:“你带着穆尼、利布高特和西斯克去找他,然后干掉他。”
　　林奇把人召集齐后向他们宣布了任务,弄了一辆兵器载运车就向山上开去。途中,穆尼盘算着这次行动,感到有些为难。他很明白斯皮尔斯没有这样的权力,他仅仅基于从难民那里搜集来的证据就下达处决的命令是不合适的。但斯皮尔斯是连里的指挥官,而他穆尼只不过是一个执行任务的士兵。最后他决定:“我不会遵循这种胡闹的命令。如果说必须要有人下手的话,那可不是我。”
　　他们到了农场,没怎么费劲就逮住了那个纳粹狱官。利布高特盘问了他半小时,然后断定没错,他就是要找的那个人,他犯的罪和难民们指控的一致。几个美国兵用枪口顶着他,把他推上了兵器载运车,然后开动了车子。最后,林奇把车停在了一个峡谷旁。他们把犯人推下车,利布高特拔出手枪朝他开了两枪。
　　犯人尖叫着转身朝山上跑。林奇命令穆尼朝他开枪。
　　“还是你来吧,”穆尼回答,“战争已经结束了。”
　　斯金尼·西斯克向前跨出一步,端起M—1步枪对准逃犯,一枪击毙了他。



　　把战俘和难民进行分类,然后用船运出这个地区的工作完成后,下一项工作是对缴获的德军装备以及战争不再需要的美军装备全部进行分类和汇总。这些物资被集中起来登记造册之后,就由卡车车队运到在法国的军械库。
　　军官被要求上缴诺曼底空降前领到的丝制法国地图,这是一种标明了逃脱路线的地图,不上缴的要被罚款75美元。这些地图对于参加过D日空降的老兵们几乎是一种圣物,因此这个决定遭到了普遍的抵制。当被告知不上交地图就要被罚款时,温特斯借用了麦考利夫将军的一句台词——“屁话”,代表全营对赫伯特·索贝尔上尉做出了回答,作为团供需官的他只好无奈地转身离开。



　　由于没遭到反抗,再加上德国人和奥地利人的确给予了积极的配合,到5月的第3个星期快结束的时候,几乎已经没有什么真正需要美国人做的工作了。所有的帮厨、勤务、洗衣服、清扫营房以及建筑方面的任务,都被那些急于赚钱或想要食物和香烟的当地居民承担了。于是,时间对于这些渴望回家的年轻人来说就显得太难捱了。
　　温特斯让人修了一条跑道、一个网球场、一个棒球场和一个射击场。连、营、团乃至整个欧洲战区展开了各式各样的竞赛。温特斯还组织了日常密集队形的训练。
　　有的弟兄很喜欢这些活动。对那些把运动当回事的人和那些希望将来能上大学或成为职业运动员的人来说,这是一个锻炼的绝好机会。他们被免除了各项勤务,住在独立的运动员宿舍,每天都有训练或比赛。对几个想当职业军人的人来说,这也是个培训职业技能的好机会。
　　但对大多数既不想当运动员又不想当职业军人的弟兄来说,训练和竞赛是令人厌烦的。他们找到了另外4种发泄方式:游览阿尔卑斯山、打猎、喝酒和追女人。滨湖采尔是一个大约4公里长2公里宽的湖,景色非常优美,5月底6月初那些阳光灿烂、日照时间长的日子里,在湖里游泳是一件很惬意的事。“我的游泳衣太破旧了,”韦伯斯特5月20日在给母亲写的信中说,“请你尽快从阿伯克龙比和菲奇给我寄一件颜色鲜艳的游泳裤来好吗?32的腰围,最好是短裤,而不是游泳裤。”
　　卡普伦后面的山上有一座滑雪旅馆。通往那里的缆车已经彻底坏了,但人们还是可以从山间小路爬上去。温特斯制定了一个计划,每3天派一个排到这所房屋内疗养、休整。屋内有奥地利的用人和厨师、滑雪教练和打猎向导。滑雪和捕猎石山羊都是非常刺激的运动。
　　这里是欧洲贵族的主要狩猎场,因此这儿最少有上百头鹿。101师总是最后才拿到分配下来的食物。每个从瑟堡和阿弗尔港口来的人有机会最先领到食物,但他们都有平民女友要养,同时活跃的黑市交易也在诱惑着他们,所以带到阿尔卑斯山上来的食物并不够吃。空降兵们组织了打猎队去猎杀鹿,鹿肉成了餐桌上的主食。二等兵弗里曼弄到了一枝勃朗宁猎枪,用它打来的鹌鹑和其他鸟丰富了餐桌上的内容。
　　“女人、妓女、少女、女朋友、姑娘、少妇、德国小姐、法国小姐:这就是小伙子们想要的。”韦伯斯特写道。他还描述了大家在这方面的成果:“厨师们包养了情妇;排里的情侣频频光顾库房;麦克里里在镇上有了一个已婚妇女作情人;里斯把他的那位安置在一处私宅里;卡森养了一个受过教育、漂亮而老于世故的波兰金发女子(后来她与卡森结了婚);排里当官的每晚都去光顾难民营里的女人;滨湖采尔是欧洲最漂亮女人的集中之地,伴着这些肌肤晒成古铜色的金发女子,小伙子们实现了他们的梦想——空谈女人整整3年之后,他们终于得到了梦寐以求的东西。反亲善政策彻底失败了。”
　　小伙子们曾经想要伦敦、巴黎和鲁尔区的女人,这些女人也能满足他们,但据韦伯斯特的观察,“奥地利的女孩比欧洲任何其他地方的女孩都更整洁、更漂亮,身材更好,并且更好交往,因此小伙子们在这儿度过了特别愉快的时光。”
　　可供享用的酒源源不断。5月28日,韦伯斯特给他的父母写信道:“离开贝希特斯加登后,我们每晚都会喝醉。两天前我们抢了一所德国国防军仓库,发现了足足两箱烈酒——总计48瓶。所以你们寄给我的橘子粉就派上用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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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喝酒,斯皮尔斯上尉只制定了一条长期生效的命令——不准在兵营外面醉酒。士官们对这条命令是严格贯彻的,他们不想看到执行警卫任务的弟兄因为喝醉酒而发生什么事故,也不想看到喝醉的弟兄一个劲地在街头或山路上晃荡。然而在营房里,弟兄们只要不喝醉,就可以不受限制尽情地喝。但大多数人都会喝得酩酊大醉。
　　韦伯斯特所在的班里总有一满罐现成的冰茶和烈酒。他描述当时的情景说,每天晚上,“喝到8点钟时,马修斯开始结结巴巴、口齿不清起来;马什吹嘘起他的班和他的弟兄们是如何地对他惟命是从;肖提安静地坐在一张床上,呲着牙咧着嘴;温又是大笑又是大喊着一些巴斯托涅的旧事;麦克里里在夸耀自己的勇敢——‘整个排再没有比我更勇敢的人了’——这话毫不谦虚但确实是事实;吉尔摩在拼命地烫衣服,他这种表达高涨情绪的独特方式最受大家欢迎;黑尔一边流口水一边又往嘴里灌进一杯酒;从不吵闹的克里斯坐在后面冷冷地沉默着;里德烂醉如泥地瘫在扶手椅里;我醉得还比较有风度,不声不响地睡熟了。”
　　小伙子们会游一整下午泳或打一场垒球,来摆脱由宿醉引起的不适。温特斯是不喝酒的,他对饮酒既不赞成也不反对。他的两个最好的朋友,韦尔什和尼克松都酗酒。他从不责备那些在自己的空闲时间喝醉的人。每当他想尝试一下的时候,每天下午发生的那些过激行为就会提醒他不要去碰酒。温暖的阳光下,打垒球的弟兄们都只穿着一条运动短裤。几乎每个人身上都至少有一处伤疤。有些弟兄在前胸、后背、手臂或腿上有两处、三处甚至四处伤痕。“请别忘了,”温特斯总结说,“我在卡普伦看到的只是一些伤得并不严重的弟兄。”
　　还有件事同样提醒人们:E连和其他单位为了到达卡普伦付出了怎样的代价。6月5日22时,弟兄们在一起庆祝诺曼底空降一周年。韦伯斯特感到虽相隔仅一年,他们的处境却是天差地别。一年以前的22时,“我的心跳得就像吉恩·克鲁帕敲出的鼓点一样,饿得前胸贴着后背……而现在的我呢,坐在阿尔卑斯山上一间舒适的屋子里,一手拿着一大杯加了冰的杜松子酒,一手握着笔。从德文郡机场出发的许多弟兄已经牺牲了,分别葬在圣母教堂的公墓、索恩和比利时,但我还在这儿,真是老天保佑,今晚我们应该用死去的弟兄们会认为最合适的方式纪念他们——开一个无拘无束的热闹的晚会。”
　　军官们也正在举行晚会。斯皮尔斯抢到了几箱上好的白兰地,在宿舍和一个带着小孩的漂亮的波兰难民享用美酒。辛克上校在团部——采尔旅馆举办了好几次令人难忘的晚会。有天晚上,他安排了506团的所有军官与泰勒将军及其参谋会面。那晚弟兄们玩得很痛快。斯特雷耶上校还和一位将军打了一架,用福利中尉的话来说,“他一喝多就不知天高地厚了”。福利中尉和其他几个人想出了个好主意。他们来到露天停车场把泰勒将军的梅塞德斯车(原来它属于希特勒)的汽油抽走了一大半。他们想像着半夜时分,泰勒在回贝希特斯加登的路上因为没有汽油而只能困在路上的场面一定很有趣。
　　第二天是星期天,一大早,辛克上校就特意把所有军官召集起来训话。大家在旅馆外面排好了队。辛克痛斥了他们一顿,说他们的行为是不光彩的。他特别提到了昨天夜里的吵闹和恶作剧。他刚接到泰勒将军的电话,泰勒的车没油了,他在车上坐了4个小时,直到他的司机找到了一个5加仑的大汽油罐。福利没有站出来坦白,他说:“辛克并不在意大家伙儿有没有听他说的话,他只是很生气地把我们痛骂一顿,并不在乎我们是否在听,只是一字一顿地大喊着让我们见鬼去。”
　　辛克很快就恢复了常态。一个星期后,他宣布7月4日举行大型庆祝活动。但4号下起了雨,5号仍然下雨。不过没关系,6号是一个好天,庆祝活动开始了。“辛克第六”是弟兄们对这次事件的称呼。
　　各种体育活动层出不穷。滑翔机乘着高山气流飞越湖面的场面随处可见。一天下午,伞兵运输机司令部借给弟兄们一架C—47,有12个人从这架飞机上空降到了湖里。食物和酒的供应十分充足。公园里,当地的音乐家穿着皮短裤演奏着“翁巴、翁巴”的调子。美国兵们要他们演奏美国流行歌曲,可惜他们演奏得并不熟练。大家都在翩翩起舞。每个女孩都带着难民的臂章(反亲善政策仅适用于德国人和奥地利人;难民不受此政策的限制,然而当地山区的女孩子们也有许多标识难民的臂章),但就像福利中尉印象中的那样,“狂欢的人群里没有一个是难民”。
　　山区的好天气,丰富多样的体育活动,无拘无束地与女人交往,放开肚子喝酒,轻松的勤务工作,受欢迎的狩猎运动,加上一个脾气暴躁却人见人爱的上校,在韦伯斯特看来,在滨湖采尔的日子正是“军人梦寐以求的生活”。



　　这个夏天对E连的弟兄们来说可谓有生以来最完美的夏天。可事实上,头几个星期一过,大多数的弟兄们就都厌倦了。军队的官僚作风使他们失望和厌烦,他们过量地饮酒,他们很想回家。
　　要想回家就得积到相应的分数,于是积分几乎变成了弟兄们聊天的惟一话题,这个话题又让大家的心情变得更糟。按照陆军的积分系统,服满一个月现役、参加一次作战、获得一枚奖章、结婚都可以得到加分。那个让人感觉遥不可及的基本分数是85分。只有达到或超过这个积分的人才有资格退役,可以马上坐船回家。分数不够者注定只能留在师里,很有可能还要参加在中国或日本的“大空降”。
　　军官和士兵破天荒地特别重视起奖章来。一枚铜质紫心奖章可以积5分。毋庸置疑,军队的等级制度和官僚主义体系不可避免地对积分产生了不公平的影响。福利中尉回忆道:“有传闻说团里的某个副官仅仅因为挑选了采尔旅馆作为辛克的团部,就捞了个铜质紫心奖章。”
　　E连的弟兄们在另一方面也同样有受骗的感觉:在伞兵部队,除了紫心奖章外几乎不可能赢得其他勋章。“比如在101师吧,”韦伯斯特写道,“只有两个人被授予过荣誉勋章——502团的一个二等兵和一个中校——他们都在行动中牺牲了。温特斯少校参加过在诺曼底与德国炮兵连的激战,理所当然地应该得到荣誉勋章,但他只获得一枚优异服务十字勋章,而且这在2营也仅他一人。在E连,获得银星奖章的只有斯皮尔斯上尉和另外两三人,约有12个弟兄获得过铜质紫心奖章。但是,获得紫心奖章的人很多,而且它算不上什么奖章,只不过是步兵的徽章而已。”
　　E连的大多数弟兄在他们的欧洲战区饰带上只有4颗星形战斗奖章,不比那些从来没有离开基地的文书所获得的更多。“比如说麦克朗,”韦伯斯特抱怨道,“他沉默寡言、瘦高、看上去一点也不起眼,没人注意到他。但和他同在第3排的弟兄们却敢发誓,这个老家伙干掉的德国人比营里的任何一个人都多。麦克朗能嗅到德国佬的踪迹,寻而歼之;他在黎明的进攻和夜晚的巡逻中追杀他们;他费尽周折地杀德国人,他冒的风险和自愿承担的危险任务比E连的任何其他弟兄都要多。麦克朗一天不落地参加了诺曼底、荷兰和巴斯托涅的战斗。他得到了什么功绩呢?仅仅是一个欧洲战区的饰带和4颗星形战斗奖章。”
　　希夫提·鲍尔斯中士也和麦克朗的情况差不多。和101师的其他优秀战士一样,他没有奖章,连紫心奖章也没有,所以也没有足够的积分。大伙的怨气日趋高涨,泰勒将军不得不决定以连为单位举办一次抽签活动,抽中的人可以轮流回家。鲍尔斯不想参加抽签。“见他的鬼去吧,保罗,”他对罗杰斯中士说,“我这辈子啥也没赢过。”罗杰斯劝他去试试,没想到他真的被抽中了。
　　他刚一抽中,就有一个士兵提出用1,000美元跟他换这次回家的机会。鲍尔斯回忆道,“我想了一会儿,1,000美金的确是一个大数目,但最终我还是回答他,‘不,我还是要回家。’”
　　鲍尔斯收拾了他的战利品,主要是手枪,办好了必要的文字手续,领了回家的路费,和另外10名幸运的弟兄一起去了慕尼黑。没想到他们乘坐的那辆车在转弯时出了车祸,一辆美国大兵的卡车迎头撞了过来。鲍尔斯被甩出车厢,摔在车道上,摔断了好几根骨头,还摔出了严重的脑震荡。另外一个“幸运”的士兵在这次事故中死了。鲍尔斯住进了医院,在那儿他的路费和纪念品都被小偷偷走了。最后,他坐一艘医疗船回了家,比原先被他甩在后面的弟兄们还要晚几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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厨师和文书也能得到和身处一线的步兵一样的积分,这已经让弟兄们十分恼火,而混乱的积分制度更加深了这种不满。弟兄们花费了大量时间计算分数,但关键在于使团里的副官相信。韦伯斯特确信自己积了87分,但积分记录却显示他的分数还不到80分。
　　泰勒将军竭尽全力帮助他的这些老兵。他宣布任何一个曾参加过诺曼底、荷兰和比利时或由于受伤而错过其中一场战役的弟兄都将获得一枚铜质星形奖章。当然,这一举措受到了普遍的欢迎;但在起初的一段时间里却招致了大家更大的不满,那是由于在泰勒宣布该决定之后,又拖了好几个星期,奖章和嘉奖令——以及随之而来的最重要的那5分——才变成了现实。
　　所有这些琐碎无聊的军纪细节都让弟兄们对军队及其作风的不满与日俱增。征兵人员正在军官和弟兄们之间来回游说,劝他们加入常备军,几乎无人响应。韦伯斯特说出了大多数军人的心声:“我对陆军厌恶至极,这种深深的憎恶从来就没停止过。我只要活着就不会说它一句好话。”他在给父母的信中这样写道,“我觉得我在军队中90%的时光都被浪费了。”惟一一件让他有收获的事是“我确实学到了如何与人相处”。当辛克想给韦伯斯特一个正式任命时,韦伯斯特想了一会儿后说他情愿放弃。



　　除了记分体系会带来不满与怒气外,陆军里随处可见的酗酒现象、过量的手枪和缴获的汽车过多也都成了引起麻烦的祸根:对在奥地利的101师来说,交通事故的危险性决不亚于当初在比利时面对的德国军队。在奥地利最初的3个星期里一共发生了70起车祸,比6月和7月内的6个星期发生的事故还要多。共造成20人死亡,近百人受伤。
　　一天晚上,罗伯特·马什中士开着辆德国卡车带着二等兵约翰·詹诺威克从关卡走小路回营房。詹诺威克斜靠在一扇不结实的车门上。车撞上了一根木头,詹诺威克失去了平衡,摔下了车,头部着地。马什火速把他送到滨湖采尔的团救护所,但由于颅骨破裂,詹诺威克死在了路上。他的私人物品很少,只有一只手表、几枚空降徽章、钱包和伞兵绶带。斯皮尔斯上尉把它们收拾在一起,寄给了詹诺威克的父母。“他已经走过了漫长的旅程,”韦伯斯特写道,“他曾空降在荷兰,战斗在巴斯托涅。他讨厌陆军,但当今天,战争已经结束了,回家的美好前景就在眼前的时候,他却死了。”
　　马什并非酒后驾车。让弟兄们引以为豪的是,在这方面,E连始终保持了良好的记录:一向只委派那些头脑清醒、责任心强的士兵去执行守卫任务或在关卡执勤,而且弟兄们从不酒后驾车。其他连就没有这么小心谨慎了。二等兵奥基夫回忆起某天晚上,他和二等兵劳埃德·盖伊在萨尔费尔登和滨湖采尔之间的关卡里执勤时遇到的一件事。“一辆德军的敞篷小汽车沿着路飞驰而下,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盖伊和我跳出来挡在路上迫使车停了下来。车里有两个穿着德国军装的人,都喝醉了。他们喊着‘见鬼,你干嘛拦我们?都是自己人。’
　　“他们是我们的空降兵,但不是我们连的。我们警告他们,‘该死的,你们不要脑袋了吗!’
　　“他们最后答应减速行驶。我们告诉他们再开约10英里会遇到另一个岗哨,他们必须小心而且开得像爬那样慢。他们打包票叫我们放心。
　　“我们下了岗之后才得知那两个该死的傻瓜试图高速穿过韦灵驻守的关卡,韦灵大喊,‘停下!停下!’喊了三声后,韦灵开了一枪打中了开车的那个家伙。”
　　后来韦灵到医院去看望了这个被他打伤的人;这位受伤的老兄说他并不怨恨韦灵,如果换成他,他也会这样做。
　　格兰特中士是托科阿时的老弟兄,他来自加利福尼亚,身强体壮,长着一头金发,总是笑咪咪的,大家都很尊重他——他在荷兰曾有过惊人的表现——也都很喜欢他。一天晚上他开车带着几个二等兵去关卡换岗。他们到了以后发现出了事。
　　一个醉醺醺的美国兵站在那儿,手里握着把手枪,他的脚下横躺着两具德国人的尸体。这个美国兵的汽油用完了,就强迫这两个德国人停车,并向他们索要汽油。但他不懂德语,德国人也不懂英语,他就认为德国人在拒绝他,于是就开枪杀了他们。
　　一个来自军事情报部门的英国少校刚好驾车从旁边经过。他和一个中士走下吉普车想看看发生了什么事。那个美国兵用枪指着他们要他们掉头走路。
　　恰在此时,格兰特开车经过。美国兵对着格兰特就是一枪,偏了。英国少校上前一步想夺下他的凶器,美国兵转身朝他射击,他应声倒地而亡。接着,他又一枪打死了英国中士。见格兰特向他跑过来,美国兵开枪打中他的头部后跑了。
　　斯皮尔斯非常敬爱格兰特。他一听说格兰特受了伤,立即和福利中尉跳上吉普车赶往事发地,他们把格兰特抬上担架,车呼啸着朝团救护所开去。救护所里乱糟糟的,医生胡子拉茬,穿着一件满是污迹的衬衫,一副邋遢相。他扫了格兰特一眼说,“没救了。”
　　“胡说。”斯皮尔斯说着,把格兰特抬上担架,又一次呼啸而去,这次去了萨尔费尔登。斯皮尔斯听说这儿住着一些德国专家,其中一位是来自柏林的脑科专家。这位专家立即给格兰特动了手术,救了他的命。
　　枪击事件迅速传遍了整个兵营。E连的弟兄们集体出动搜捕肇事者。凶手是在滨湖采尔企图强奸一个奥地利女孩时被发现的,是才加入I连的一个新兵。尽管许多弟兄表示了对他无法抑制的厌恶,大家还是把他活着带到了连部。
　　他觉得他还不如死了好。连里的一半弟兄都围在他身边拷问他,威吓他,对他拳打脚踢,恶毒地咒骂他。弟兄们还没来得及对他施加更严重的刑罚,斯皮尔斯上尉就冲了进来,他是直接打医院来的。
　　“枪在哪?”斯皮尔斯对凶手咆哮道。
　　“什么枪?”
　　斯皮尔斯拔出自己的手枪,手握枪管,用枪把对准他的太阳穴狠敲了一下。凶手尖叫起来。“跟军官说话,要称呼‘长官。’”说着,斯皮尔斯又敲了一下。
　　那美国兵瘫在椅子里,昏了过去。与格兰特同在2排的哈克·汉森是格兰特的亲密好友,他冲进总部,拔出手枪,“你这狗娘养的,你比我杀过的所有人都不如。”他一边骂一边把枪抵在那人的脸上。4个人从身后抱住汉森试图把他拉开,他们喊着:这样就让他死了太便宜了这个畜牲。汉森扣动了扳机,偏了。
　　“你真该看看那个家伙的样子。”采访中,戈登·卡森对我说。
　　弟兄们把那个家伙打得失去了知觉,把他抬到团禁闭所交给宪兵。他醒来后,宪兵们又把他打得血流不止。
　　辛克来到连部,一跨进门就问卡森中士:“斯皮尔斯在哪里?”
　　“在二楼,长官。”
　　辛克上楼后从斯皮尔斯那里了解了情况。大约半个小时后,辛克走了,斯皮尔斯走下楼。
　　“怎么样?”卡森问。
　　“挺难办。”
　　“那么,辛克怎么说?”
　　“他说我应该把那个狗娘养的给毙了。”
　　他没有这样做,这是很难得的。我从E连几个弟兄那儿得到的一种解释是,斯皮尔斯肯定是对那个抓来的人究竟是不是真正的肇事者有所怀疑。当我向斯皮尔斯求证时,他回答:“在对格兰特中士开枪一事上,你的怀疑是有道理的。我想当时我肯定有这方面的怀疑,因为在需要当机立断的时候,我还从未犹豫过。”
　　但我却认为也许还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有机会杀死那个懦夫的不只是斯皮尔斯。格兰特刚遇到他的时候就有这样的机会。他一发现这个I连的酒鬼时就有机会当场毙了他,而且几乎所有我访问过的E连弟兄都觉得那个畜牲应该被干掉。但当肇事者被带到连部时,虽然E连的很多人都在场而且都带着手枪,但他们中真想杀掉这个美国兵的只有一人,而且还被其他弟兄拉住了。
　　当年那个屋子里的人几乎都杀过人。面对凶手,他们的血在上涌,面对凶手,他们只剩深深的仇恨和冷酷的心。但在整个事件中,最值得注意的不是用手枪敲打,也不是殴打,而是弟兄们的自制。
　　他们已厌倦了杀戮。



　　这件事发生后不久,斯皮尔斯给福里斯特·古思中士写了一封长信。古思正在英国的医院里住院,他曾在给斯皮尔斯的信中流露出害怕被调到其他师的想法。斯皮尔斯喜欢古思,觉得他是一个好军人,他欣赏古思总是能将所有的武器都保持在最佳状态的能力。尤其让他佩服的是,古思只要用一把锉刀在M—1枪的自动解扣装置上摆弄几下就能让它变成全自动的。(古思改造过的枪温特斯拿了一把。他一直保留着,参加朝鲜战争时也带在身边。不幸的是,古思自己现在已经记不得当时是怎么弄的了。)
　　在回信中,斯皮尔斯讲述了他这边的情况。这是一封冗长而且罗嗦的信,讲的是自打古思住院后E连发生的事,都是些古思最想知道的消息:“鲁兹从摩托车上摔了下来,胳膊受了伤,但并不严重。塔尔伯特中士不想当二级军士长,所以我叫他负责2排。2排的林奇中士现在是二级军士长。阿利中士又喝醉了,我们只好降了他的衔。利普顿中尉正在苏格兰度假,过得非常开心。我熬到最后总算获准去英国度假,看看我的妻子和孩子。鲍尔斯中士坐卡车回家,路上车翻了,摔断了头骨,现在在住院。施特罗中士(3排的)现在正在返回美国家乡的路上。格兰特被一个喝醉了的美国兵开枪击中,他的头不是太好,现在住在附近的一家德国医院里,正在恢复中。马拉其中士刚住了很长时间的院回来。莱茵哈德中士刚从里维埃拉回来。麦格拉思不愿去休假——他正在省钱。”
　　斯皮尔斯详详细细地告诉古思铜质紫心奖章的事,说古思因参加了诺曼底、荷兰和比利时的战役而有权得到一枚,并许诺这件事一变成现实就尽快通知他。最后,斯皮尔斯还加了一段附言:“克拉克现在是军械技工了,伯林盖姆因为不能让你设计的杀德国佬的自动枪正常工作而重新回到了他的排里。我们在奥地利这里每天都有电和热水供应。
　　“顺便告诉你,现在不管你到了哪个部队,你都有权佩戴别着栎叶形小徽章的‘总统通令嘉奖单位’绶带——表明你是在101空降师赢得这个荣誉的。”



　　E连处于解体的过程中。泰勒将军把所有积分高而还没回过家的弟兄都调到了驻于贝希特斯加登的501团。501团就快要被撤消了,它现在的作用是把所有的高积分弟兄从师部送回美国退役。E连的其他老成员不是在医院住院,就是已经退伍。在莫米昂或阿格诺入伍的新兵现在已经算是老兵了。
　　泰勒将军回了趟美国,6月底回来后,他宣布,回美国休过冬假后,101师将移师太平洋。同时,陆军部坚持既然101师要重新参战,该师四分之三的成员是新兵,就必须建立完备的训练体制和严格的训练程序。
　　因此密集队形训练和军体操又成了家常便饭。弟兄们不得不重新温习M—1、勃朗宁自动步枪和卡宾枪的编类名称和功能。公路行军、手势信号、班战术、兵营检查、野战炊具检查、军事礼仪和军纪、急救和卫生知识、着装检查、识图、携枪体验演习、连续7天的三角测量、打靶。“就这样,”韦伯斯特写道,“我忍受着这一切,厌烦与日俱增。”
　　皮科克中尉回来后变得比以往更加琐碎无聊。“对于他强加给我们的超负荷训练,”韦伯斯特写道,“我们都感到忍无可忍,那些在荷兰或巴斯托涅就认识他的弟兄甚至连看都不愿看他一眼。这些训练弄得我极为恼火,快要发疯,要是我的积分还没有达到85分,我就宁可志愿到日本打仗,也不愿在皮科克手下多受一天基础训练。”



　　到7月中旬,参加过诺曼底战役的老兵们都走了,除了长期受罪的韦伯斯特,因为他仍无法使人事参谋相信他的总积分数。辛克上校给那些高分弟兄们做了一次临别讲话:“身为团长,看着你们这些优秀的官兵离开,心情是很复杂的。我为你们每一个人感到高兴。是你们自己的努力和战斗使你们有资格回到你们的家乡和朋友身边。
　　“看着你们离去我感到难过,因为你们既是我的朋友又是我的战友。
　　“你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被我熊过一两次。我希望你们能够理解这是不得已而为之,我对你们从未有过任何恶意。
　　“我要求你们争取总统嘉奖令,你们做到了。这将永远是你们的光荣。
　　“愿上帝保佑你们一路平安;愿那些在诺曼底、荷兰、巴斯托涅和德国与你们手牵着手的战友在天上注视着你们,保护着你们,引导着你们直到伟大的最后一跳!”
　　7月底,101师奉调乘40—8到了法国。E连来到位于巴黎南部的小镇茹瓦尼的兵营。温特斯、斯皮尔斯、福利和其他一些人在英格兰度假。8月6日,广岛原子弹的爆炸消除了弟兄们到太平洋再打一场战役的担心。从那之后,空降师一直处在不断的变动中,积分低的弟兄被调进第17空降师,其他的调到了第82师。101师的杂志《啸鹰》不满地评论道,“整个部队不像一个作战师,倒更像是一个补充兵集中配拨站。”
　　8月11日,辛克上校被提升为副师长。8月22日,泰勒将军离开101师,后来成为西点军校的校长。不久以后,506团全团撤出,编入了在柏林的第82空降师。据说当辛克的手下弟兄行军至茹瓦尼兵站以便乘船到82师的时候,辛克哭了。韦伯斯特认为他的这种反应也是正常的,因为他是“我们团的灵魂和核心”。1946年,韦伯斯特写道:“我们那绣着科拉希山、一道闪电和六个降落伞的漂亮的深蓝色丝绸团旗,已经卷放在盒子里,正在华盛顿的国家档案馆里落灰呢。”
　　1945年11月30日,101师被撤消。E连解散了。



　　E连于1942年7月诞生于托科阿。差不多3年后，它在奥地利的滨湖采尔结束了使命。在这3年中,E连的弟兄们经历过的复杂情况、忍受过的艰难困苦、做出的贡献，是大多数人一生无法企及的。
　　陆军对他们来说是让人厌烦、没有人情味和琐碎的代名词，他们厌恶陆军。他们发现战争是丑陋的，极具破坏性的，充满了死亡，他们也厌恶战争。再没有比血腥和残杀、艰苦和肮脏、非人的肉体负荷更糟糕的事了，但是，抛弃战友却比这一切更加让人难以忍受。
　　在战争中，他们还感受到了世界上最亲密的兄弟情。他们感受到了什么是无私。他们发现他们可以爱同一战壕中的战友胜过爱自己。他们发现在战争中，热爱生命的人可以为了战友献出自己的生命。
　　他们连曾有3个出色的担任连长：赫伯特。索贝尔，理查德。温特斯，罗纳德。斯皮尔斯。他们每个人都对E连产生过一定影响，但温特斯这位从E连建立的第一天到它解散的总共1，095天里都与连队息息相关的人，让全连弟兄最为难忘。接受过我采访的那些曾在E连服役的人都把E连叫做迪克。温特斯连。
　　军士们的这种感觉尤为强烈－－那些在托科阿时是二等兵，后来在战斗中成为下士和中士的弟兄们－－他们在E连生活了整整3年。军官们有来的有走的，不过他们中有许多作为2营或506团的干部继续和E连保持着联系。但是，能够见证和说明E连每一天经历的却只有温特斯和这些军士们（除非住进医院）。是他们把E连弟兄团结在一起，特别是在巴斯托涅森林中遭遇的令人生畏的枪林弹雨中，在攻打福伊而斯皮尔斯尚未取代戴克的关键时刻。无论是根据文字材料还是实际情况，威廉。埃文斯、詹姆斯。代尔、卡伍德。利普顿和弗洛伊德。塔尔伯特等军士长都是公认的军士领袖。



　　1945年9月30日，塔尔伯特中士住在印弟安纳的本杰明。哈里森堡的医院里。他给温特斯写了一封信。他虽然远不是韦伯斯特那样的作家，但他是用自己的心在写，而且他道出了每一个曾在E连服役的弟兄的心声。
　　在信中，他说希望能有机会和温特斯一起交谈，因为他有许多事想要告诉温特斯。“我想说明的第一件事是……迪克，曾在你手下当兵或和你并肩作战的每一个弟兄都爱你，而且永远也不会忘记你，你靠自己的领导赢得了这一切。你是我做梦都想遇到的最优秀的军人。
　　“一个人从战争中获得的某些东西从别的地方是不可能获得的。我似乎总是在增强自己的自信心或别的一些什么。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告诉你这些。但你明白为什么。
　　“好了，就暂时写到这里吧。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我要是能和你一样的优秀就好了。战斗中，你的我的榜样，是我的动力。那个我们都认识的小少校用两个词来总结你的为人，说你是'他所认识的最勇敢、最无畏的军人'。我非常赞同他的判断。他也是一个出色的军人，不过我对他说你是最优秀的。我愿永远跟随你，即使是去地狱，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和你在一起时，我知道一切尽在掌握之中。”



　　温特斯对弟兄们怀有感情与弟兄们对他的同样深厚。1991年，他总结E连的历史和意义时说：“第101空降师由许许多多优秀、坚强的连队组成。但是，第506伞降步兵团E连更是出类拔萃，因为弟兄们之间是通过一条特殊的纽带而彼此紧紧相连的。
　　“这种非常特别、纯粹和亲密的感情是在托科阿训练营地时，在索贝尔上尉施加的压力下萌发的。在那种压力下，弟兄们得以生存的惟一办法就是团结起来。后来，军士们搞兵变靠的也正是紧密的团结。
　　“承受了训练的压力之后，E连在诺曼底为取得对犹他海滩的控制权而争取关键性的战斗任务又遇到了新的压力。在战时，圆满地完成了一项任务所得到的奖励是另一项艰巨的任务。E连在荷兰－－巴斯托涅－－德国的征途中圆满地完成了一项又一项艰巨的任务。
　　“E连的弟兄们在训练与战斗中共同承担所有的压力，结果，在他们之间建立了一条永久性的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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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章　战后生涯

　　　　　　　　　1945年－－1991年


　　E连兄弟中，有48位为国捐躯，有100多人受过伤，其中许多人受过重伤，不少人受过两次伤，有几个受过三次伤，一位受伤多达四次。大多数人都受到过精神上的压力，而且通常是很严重的压力。所有的弟兄都把他们视为最好的青春年华交给了战争。他们都是训练有素的杀手，习惯于战场上的打打杀杀，迅猛的作战行动早已是家常便饭。他们在战前几乎都没有上过大学，大多数人掌握的本领只有一个－－步兵作战技术。
　　战后，他们决心挽回失去的时间。利用美国军人人权法案这个被老兵普遍赞誉为美国立法机构有史以来制定出的最好的法案，他们迫不及待地进了大学。他们尽可能快地结婚生子，开始创造自己的生活。
　　他们很成功，主要是因为他们决心大，有抱负和工作勤奋，部分也归功于他们在陆军这三年里所学到的东西：他们学会了自信、自律和服从，他们能够忍受各种出乎预料的艰难困苦，他们具有能够和其他人协同工作的团队精神。他们曾自愿成为空降兵，因为他们想与最优秀的人并肩作战，并使自己也成为最优秀的人。他们成功了。在退役后的生涯中，他们对自己的要求也丝毫没有降低，他们同样也成功了。
　　他们具有岩石般的性格。他们出生于1910年到1928年之间，是大萧条中的孩子，历史上最伟大的战争中的战士，战后快速建设的直接参与者。他们接受了大兵法的赐予，但并未就此止步。他们走出了自己的路。他们中，有几个成了富翁，有几个拥有了相当的权势；他们几乎都建起了自己的房子，从事着自己的工作，养活着他们的家庭，过着好日子。这一切，都是因为他们充分利用了他们在战争中为之奋斗所保存下来的自由。



　　让我们还是从受过重伤的人说起吧。沃尔特。戈登下士在巴斯托涅时背部中弹了，瘫痪了。在英格兰的医院里，他无助地躺在T形支撑夹里待了6个星期后，下肢开始有了些感觉。为他疗伤的斯达迪厄姆大夫经常站在床尾拿话激他：“你是个彻头彻尾的懒汉，戈登。”戈登也总是生气地跟他顶嘴。由于斯达迪厄姆医生不愿放弃他，一直千方百计地救治他，戈登说：“当时，我根本就没想过我会变成一个没有希望的残废。”
　　支撑夹拿掉后，斯达迪厄姆扶戈登练习走路，其实只不过是挨着地面拖着脚走。到1945年春天，戈登被列为“能够行走的伤员”，乘坐医疗船回到了美国。他在美国亚特兰大的劳森总医院缓慢地恢复。欧洲战场上的战事结束时，他还在这个医院里。无论是走、坐还是躺，他都要忍受着背上的伤痛。他什么体力活也不能做，很显然，他对陆军已经没用了。6月中旬，他的父亲问他什么时候能够退役，戈登做出的惟一回答只能是“我不知道”。
　　6月16日，戈登做了一次体检。年轻的医生告诉他，他将被转到本宁堡，被列为适合有限勤务者。就戈登的理解，这位医生的理由是：“神经上的损伤恢复起来很慢，像我这种伤残程度的老兵如果退役，将会获得一大笔补偿金。再多留我几个月，我的情况无疑会好转起来。”
　　戈登打电话给他的父亲告知他这一消息，却激起了他父亲的满腔愤慨。“他向我指出我已经受了两次伤，而现在呢，用他的话来说，是个残废。他觉得我已经做了所有我应该做的，现在是该让我回家的时候了。”然后他命令儿子把他这个口信告诉军医。
　　尽管有点难为情，戈登还是照父亲说的做了。戈登详细解释了他是如何从父亲那儿得到这个想法的，并申明他与这个想法没有任何关系。
　　“滚开！别胡扯了！”医生大声呵斥，意思是他忙得很。
　　“我父亲叫我告诉你，如果我被送到了家以外的任何地方，他都会过来带我飞到华盛顿，而且，必要的话，他会到参议院扒光我的上衣给议员们看。”
　　医生的脸拉了下来。戈登知道这招奏效了，也许他在想：“哦，上帝呀，我正需要一个密西西比的参议员。那可是张飞过太平洋的机票啊。还是放他走吧。”
　　那位医生说道，“好吧。把你列为完全残废，可以马上退役了。”他叫人给戈登领了一套新军装，带他到牙医那儿补好了牙，并让人给他结了帐。
　　戈登进了田纳西州莱巴嫩的坎伯兰大学学习法律。除了美国军人人权法案中规定发给的津贴外，他每月还能取200美元的全残补助金。他说：“我是个富有的学生。”同时，他也是一个优秀的学生。在取得法学学位之前，他就通过了密西西比的律师资格考试。“于是，我成了一个仍在就学的拥有执照的辩护律师。”毕业后，他在南部的路易斯安那州为几家从事石油产业的大公司工作。1951年，他在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度假时认识了贝蒂。露迪欧。一年以后他们结了婚，搬到了路易斯安那州的拉斐特。后来，他们有了5个孩子，其中有4个是女孩。“我意识到我没有足够的薪水来满足贝蒂的需求，”戈登说，“于是，我开始自己干了。”
　　他开始从事一种高风险的生意：买卖石油租约，投资期货交易。他成功了。如今，戈登一家在拉斐特有一所住宅，在帕斯克里斯琴、密西西比、新奥尔良和阿卡普尔科都有公寓。他身上的疼痛仍旧没能消除，走起路来有些困难，但戈登夫妇却大享了好儿孙的福气，他们夫妇依然相爱，他们喜欢拿自己开玩笑，过着幸福的生活。
　　“在陆军里的那几年对你来说有什么意义？”在3天的采访结束后，我问他。
　　“那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3年，”戈登回答，“这3年对我产生的影响是惊人的。那时候的战友情谊是我所拥有的最有意义的东西。我活下来了，这真是太幸运了，更幸运的是我曾与这群杰出的兄弟共同战斗。”
　　1991年12月，戈登在格尔夫波特的《太阳先驱报》上看到了一篇报道，说的是荷兰艾恩德霍芬的简。瑞特塞玛市长拒绝与诺曼。施瓦考将军会面，因为这个美军指挥官在海湾战争中“双手沾满了鲜血”。瑞特塞玛评论施瓦考时说，“是他策划了尽可能多地杀人的办法。”
　　戈登给瑞特塞玛市长写了一封信，信上说：“1944年9月17日，我参加了解放你国的最大一次空降行动。作为506伞降步兵团E连的一员，我在一个名叫索恩的小镇附近着陆。第二天我们开始向南行进，解放了艾恩德霍芬。在执行任务期间，我们遭受了伤亡。战争中是不可能不流血的。我们在各种各样的防御工事里呆了两个多月。我们像动物那样住在战壕里，谷仓里，什么苦都吃过。天气又冷又湿。尽管有这么多不利条件，我们仍然顽强地坚守着历尽艰辛才拿下来的阵地。
　　“当鲜血从侵占你们城市的德国人身上流出时，荷兰的平民们并不像你这样反感流血。我们遗忘得太快了。历史已经不止一次地证明，如果你们的德国邻居周末感到沉闷或他们的高尔夫球场有点拥挤的话，荷兰就有被再次侵占的可能。
　　“请别让你们的国土再被列支敦士登或梵蒂冈吞噬了。我不想再回去了。现在，你们还是好自为之吧。”



　　乔。托伊中士描述了他的战后经历：“我在巴斯托涅中弹后（因为这次负伤我得到了第4枚紫心奖章）经历了一系列的手术。一个主要的手术就是右腿膝盖以上的截肢。在这之后，我又做了两次手术，都是为了去除我上部胸腔中的榴霰弹片。为了取出弹片，手术从我的后背做进去的。
　　“我是1945年12月15日结的婚，那时我仍在大西洋城的医院里。1946年2月8日，我从陆军退役。”
　　医院为他开具了80％残疾的退伍证明。战前他在一家铸造厂当铸工，但现在，带着一条木头假腿的他已经无法胜任原来的工作。他在位于宾夕法尼亚的雷丁的一家纺织厂找到了工作，后来又在伯利恒钢铁厂做了20年磨工。
　　他有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我常带男孩子们去打猎，钓鱼，但我从不拿枪－－我总是担心摔倒。你知道，如果有什么东西绊住了这条假腿，我就完了，但我会带他们去打鹿和钓鱼。每年我都和他们到加拿大野营。”
　　从1946年起，他的假腿有了很大的改进。托伊觉得退伍军人管理局医院的医生对他很好，始终为他使用了最先进的设备。但他确实也有点儿不满，他想要两条腿，一条在假腿的联结处能够稍长一点儿。但医生却说一条已经足够了，“我的体重不能有任何变化，否则这该死的玩意儿就不合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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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尔。瓜奈若中士也是在巴斯托涅失去一条腿的，它从膝盖以上被锯掉了。1945年夏天退伍后，他同样被定为80％残疾。他结了婚，生了一个孩子，做过印刷工、销售员、退伍军人管理局职员和木匠，所有这些事都是带着一条假腿做的。他的履历中有一些混乱不清的地方，这使他经济上受到了损失，为此，他多次到退伍军人管理局去说理。1967年，他最终以全残的证明书得以退休。在后来的24年里，他扔掉了假腿，依靠T形拐杖移动。他能移动得很快，比大多数双退健全的年轻人走得还要快。他和他的妻子弗兰住在费城南部，他也正是在那儿长大的。他们生育了5个孩子，长子在越南当空降兵。瓜奈若非常积极地参与101师战友会的活动，而且在召集E连弟兄聚会方面很积极。



　　“查克”。格兰特中士战后被一个喝醉的美国兵射中了头部，后来被一位德国医生救活了。他慢慢地有了一些恢复，但言谈方面仍有困难，左胳膊也部分瘫痪了。在获得医院开具的全残退伍证明书后，他定居于旧金山，在那儿经营一家小型雪茄店。在后来的岁月里，他经常出席E连的聚会，在101师战友会中表现得也很积极。迈克。兰尼提名他担任101师战友会506团的代表，他当选后颇感自豪地为大家服务。他于1984年去世。



　　“麋鹿”弗雷德。海利格在荷兰被自己兄弟误伤了两次，被用飞机送进了格拉斯哥的一家医院，然后又乘伊丽莎白女王号去了纽约。在后来的两年半时间里他又转过三次院，还接受了皮肤和神经的移植，于1947年2月退伍。利用美国军人人权法案规定的津贴，他进了马萨诸塞大学，1950年毕业并取得了园艺装饰学的学位。在以后的40年里，他为各种景观公司工作，并为高尔夫球场当顾问和供应商。他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依然保留着用带倒镞的箭打猎以及观鸟和野营的爱好。



　　利奥。博伊尔中士在比利时、英格兰和美国的医院里住了共9个月后于1945年6月22日退役，他被定为30％残疾。他找到了一份铁路司闸员的工作，但他的腿承受不起肌肉的过度劳累。后来他又在邮局工作，分拣信件，但他的腿又一次无法支撑下去。“那时，我十分难过和困惑，便去退伍军人管理局的医院检查。几天后，一个由三名内科医生组成的小组宣布我的残疾程度为50％，然后就让我出院了，对我将来的前途也没有给予任何指点。”
　　博伊尔用美国军人人权法案规定的津贴上了俄勒冈大学，他主修政治学并以优异成绩获得了硕士学位。他加入了中学教师的行列，最后致力于残疾人教育。“这是一个拥有特殊回报的职业。残疾人与老师之间总有一种温暖和友好的感觉。”1979年退休时，他因为从事残疾人士教育的领导和研究工作成绩突出而被授予了职业教育方面的荣誉。



　　连里的另两个成员－－最后一任军士长和第一任连长也是这场战争的受害者。
　　弗洛伊德。塔尔伯特中士身上也有伤和伤疤，这倒没对他造成什么大影响，但有关战争的记忆却打倒了他。他成了一个四处流浪的酗酒者。为了谋生，他干过许多职业：在加利福尼亚北部当过渔夫、猎人，做过向导，有时还用捕兽机捕兽。他还曾犯过几次心脏病。
　　塔尔伯特是E连为数不多的与大家失去联络的人之一。1980年，戈登争取到所在州的国会议员和乔治。鲁兹的儿子史蒂夫的帮助去寻找塔尔伯特。　迈克。兰尼中士也加入了搜寻工作。最终，他们在加利福尼亚的雷丁找到了他，并劝他参加1981年在圣迭哥举办的连队战友聚会。
　　兰尼把塔尔伯特的地址通知了大家。温特斯和其他一些弟兄们给他写了信。塔尔伯特给温特斯回了信，在这封手写的3页长的信中，塔尔伯特追忆了他们过往的经历。“你还记得那次你带领我们进入卡朗唐的时候吗？看着你在路中央还想继续走的样子实在让人受不了！……你还记得我们在荷兰准备后撤的情景吗？皮科克中尉把他的卡宾枪扔在了路上。他不走了。上帝可以作证，当时我叫他把枪捡起来，我告诉他要是他不走的话我就毙了他，他最终还是照我说的做了。我喜欢他这个人，他是一个真诚的、照章办事的军官，但他不是个战士。在他叫我管理兄弟们的那段时间里，我俩相处得还挺不错。
　　“迪克，类似这样的事说也说不完。我还从没同任何别人说过这些。我们的共同经历对我来说几乎是神圣的。”他在信末的署名是，“永远忠诚于你的战士。”
　　塔尔伯特还在信中附了一张近照。照片上的他看起来像一个山里人。温特斯在回信中，告诉他如果他想来圣迭哥就把胡子刮了，头发理了。他照做了，但他仍穿着一身破旧的打猎装出现在大家面前。聚会的第一天早上，戈登和唐。穆尼还带他到一个商店里买了新衣服。这一年还没过完，他就去世了。
　　戈登为他写了墓志铭。“几乎E连的所有弟兄都受过不同程度的伤。我们中的一些人瘸了，一些人的视力或听力受到了损害，但我们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改变自己的生活来适应自己的身体状况。塔尔伯特却每天都在与他心中的恶魔作战。他为自己的祖国付出了宝贵的代价，除了放弃生命，他已经不能付出得再多了。”
　　迪克。温特斯给塔尔伯特最终的赞誉是：“如果只准我选择一个弟兄来和我一起执行战斗任务，我会选择塔尔伯特。”



　　赫伯特。索贝尔上尉肉体上没有受什么伤，但精神上的创伤却很深。他也从大家的视线中消失了。他结了婚，有两个儿子，后来又离了婚，儿子们跟了母亲。他在芝加哥为一家电公司当会计。60年代初的一天，克拉伦斯。赫斯特少校到芝加哥出差。他请索贝尔吃了顿午餐。他发现索贝尔对E连和自己的生活都颇有抱怨。20年后，瓜奈若曾努力找过索贝尔，最后找到了索贝尔的姐姐，他的姐姐告诉瓜奈若，索贝尔的精神状态很差，他把怒气发泄到E连的弟兄们身上。但不管怎样，瓜奈若还是替索贝尔付了101师战友会的会费，希望索贝尔能参加这个组织的聚会，但他始终没有出现。不久以后，索贝尔上尉企图自杀，但他笨手笨脚地没有成功。最终他死于1988年9月。他的葬礼十分凄凉，前妻和儿子都没有来，也没有一个E连的弟兄出席。



　　斯金尼。西斯克在摆脱有关战争的记忆之前也度过了一段艰难的时光。1991年7月，他在给温特斯的信中写道：“我的战后生活就是拼命喝酒以摆脱那些记忆：我曾在荷兰拦截一卡车德国人，我曾追进阿尔卑斯山巴伐利亚段杀死那个死硬的纳粹分子。老莫。阿利断言说我干过的这些事总有一天会让我睡不着觉的，事实确实如此。战争结束后，以前的事总是浮现在我眼前，我只好开始喝酒了。哈！哈！
　　“后来有一天，我妹妹4岁的女儿来到我的卧室（家里的其他人都无法忍受我这个要么呼呼大睡要么烂醉如泥的人），她告诉我，耶稣受我，她也爱我，如果我忏悔的话，上帝会宽恕我总是想把那些人再杀一次的念头。
　　“这小女孩的话对我起了作用。我把她抱出房间，让她去找她妈妈。然后我就在我母亲的那张旧羽毛褥垫床上开始忏悔，上帝宽恕了我参加了战争和那些年我曾做过的其他所有坏事。1949年下半年，我被委任为牧师，请相信我，迪克，从那以后我只责骂过一个人－－而且是那人自己叫我干的。我现在有4个孩子，9个孙子和2个重孙。
　　“这真是主的旨意，我希望能在下次聚会中见到你们大家。如若不然，我将会与你在最后一跳中会面。我知道你是绝不会在舱门口腿软的。”



　　E连对国防事业的贡献并没有随着它的解散而结束。若干弟兄留在了陆军。原先连里的军官马西森中尉曾经以很快的速度被提升到团里任职，后来成为中将并担任101师的师长。鲍勃。布鲁尔当了上校，大部分时间都在远东为中央情报局工作。埃德。沙姆斯在预备役部队里任上校。
　　克拉伦斯。莱尔留在了伞兵部队里发展。他在朝鲜战场上参加了2次空降，1954年被派到法国第29伞兵团担任顾问。第29团驻守在越南奠边府。莱尔是在驻军投降的前两星期离开奠边府的。他是少数几个完成4次战斗空降任务的人，当然他也是惟一一个参加过突出部战役和奠边府战役两次军事行动的人。
　　罗伯特。伯尔。史密斯也留在了伞兵部队。在伞兵部队里，他得到了正式任命，最终成了一名中校。他在旧金山指挥特种部队一支后备队。1979年12月，他写信给温特斯说：“最后，我在后备队的任职让我走上了在政府机构工作的新的职业生涯，随之而来的是8年在老挝作为一支大型非正规军的平民顾问的生活。1974年我还经常跳伞，后来我对跳伞的兴趣消失了，我又转而开始玩滑翔机，从那以后，这就成了我释放激情的一种方式……目前，我被委任为三角洲部队司令官的特别助理，这是一支在布拉格堡的反恐部队。我专门负责（一定会令你吃惊！）：空降行动，轻武器和小分队行动。
　　“我的办公室在巴克那尔街，只要穿过当年我们准备出发去英国的那条街就到了。那些老房子仍和你最后一次看到时一样，而且仍在正常使用着……
　　“迪克，告诉你一些'现代军队'里发生的有趣的事，我现在任职的部队是被誉为美国陆军中最好的部队－－三角洲部队，我相信它的确是最好的。然而，如果从战友的角度看的放,无论何时，我都会选择战争年代咱们的E连！那3年我们所拥有的某些东西是无可比拟的。”
　　1980年，原本他要被派去伊朗执行解救人质任务，但当中央情报局得知这一计划后，阻止他去执行该任务，原因是他了解太多的机密。“所以，我失掉了我这一生中最后一次的冒险机会，这肯定是最后一次了，”他在给温特斯的信中这样写道，“在大约两年的每一天里，我都和三角洲部队一起生活、工作和训练；迪克，老实说，我讨厌被甩在后面。”
　　这使史密斯的话题转到了领导问题。他在信中这样评价温特斯：“你享有（有的人会说你赢得了）120名战士的一致尊敬和钦佩，尤其是那些平民战士，他们甚至可以跟着你去死。我几乎是一成年就当了兵，在这段时间里，我遇到的优秀战士只有几个，而且只有一半或不到一半是我在二战期间认识的，但是E连中却有两个－－你和比尔。瓜奈若。我们其余这些人还过得去……大体上还算好士兵，少数几个比一般人要强一些，但是，'重压之下出好汉'，这一点，我和大多数弟兄都一样清楚，而且比有些人清楚得多。可你是真正的好汉。”
　　1980年，在一次悬挂式滑翔机试飞过程中，史密斯摔了下来，受了重伤。在对他实施肺部手术的时候，医生发现他患了癌症。1944年6月6日曾把史密斯从洪水区中拉出来的里德去医院看望了他。他们在一起玩了一种有关名字的游戏－－一个人报出一个托科阿时的老兵的名字，另一个人用几句简短的语言对这个弟兄进行描述。不久，史密斯就去世了。
　　“勇士”阿莫斯。泰勒在中央情报局工作了25年，他在秘密行动部的远东司里工作，有时候在华盛顿上班，但经常在海外。对自己所干的工作他不愿多说，只是说“在世界的那个地区有两个威胁极大的国家，一个是***中国，还有一个当然就是苏联。这些都与我的工作中心有关。我只能说这么多了”。

mooncat

以下是引用Lightalt在2003-11-23 18:43:09的发言：
[quote]以下是引用mooncat在2003-11-23 18:38:35的发言：
好多啊，一贴一贴看好麻烦，把原址告诉我OK?

原址也是帖子的
要不我做个TXT给你？

而且论坛对字数有限制
所以我就一段一段的转了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3-11-23 18:47:00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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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你发完了沃自己做好了

Lightalt

以下是引用mooncat在2003-11-23 18:52:00的发言：
[quote]以下是引用Lightalt在2003-11-23 18:43:09的发言：
[quote]以下是引用mooncat在2003-11-23 18:38:35的发言：
  好多啊，一贴一贴看好麻烦，把原址告诉我OK?
  

  原址也是帖子的
  要不我做个TXT给你？

  而且论坛对字数有限制
  所以我就一段一段的转了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3-11-23 18:47:00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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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你发完了沃自己做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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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要结束了